面对摩擦日多的后配额时代，中国并不能单纯强调自己是受害者。在依据规则维护权益的同时，也需藉此触动中国纺织品出口某些弊端，并推动外贸体制改革
　 5月13日，美国对棉制针织衬衫、棉制裤子、棉及化纤制内衣3项中国纺织品启动“特保条款”。此时，距欧盟针对中国纺织品之相同条款的启动仅仅两个星期。

欧盟与美国这两个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几乎同时出招，令中国纺织品出口在经历了仅仅4个月的“小阳春”之后，再度陷入贸易纷争。2005年元旦，困扰中国31年之久的纺织及成衣协定(ATC)刚刚终止(即纺织品配额不复存在)。

　　对欧美的这一做法，中国的反应是：坚决反对。5月14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崇泉在表明这一立场的同时，批评美国政府“仅凭2005年第一季度的初步数据即由政府自主启动设限调查，并决定对我纺织品采取限制措施，违背了WTO关于纺织品和服装的协定”。此前的5月10日，中国还在WTO货品委员会上抵制了一项有关将纺织品提案列入议程的动议。

　　“与以往主要以配额来限制中国纺织品出口不同，在‘后配额时代’，‘特保条款’将成为其它国家抑制中国纺织品出口的主要武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贸学院教授卢进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目前欧盟和美国所启动的单独针对中国纺织品和服务产品贸易的“特保机制”，只是其三张“限制牌”中最轻的一张。

　　轻重的区别在于时间。从2001年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算起，这一“特保条款”的存在期限为7年，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的存在期限为12年，“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存在期限为15年。

　　换言之，只要这三张中国为求“入世”而做出让步的“限制牌”仍然有效，中国纺织业仍将受到诸多限制。

　　“全球纺织机械的一半在中国”

　　“2005年第一季度，中国纺织品的出口增长为19%”，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秘书长王宇对本刊说，“考虑到配额取消之后中国企业原有生产能量的释放这一因素，这一增幅并未偏离正常轨道”。

　　王宇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等人向本刊分析，中国纺织品在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有其客观原因。

　　其一，配额取消令中国纺织品企业释放出积攒了多年的能量。

　　其二，美元自2001年开始持续走软。

　　其三，2004年7月1日，中国放开外贸进出口权，中国纺织企业的经营更加自主。

　　不过，大多数的媒体、学者和官员，在此轮乃至以往的贸易纠纷中，更多强调的是客观理由而淡化主观理由。对此有学者对本刊说，我们是不是相当程度地追求“口头双赢”，而内心期盼“单赢”？

　　青岛邦联通达贸易有限公司业务部主管徐大志称：“我身边一些做纺织品贸易的同行都说，他们在‘五一’之前，就已经完成了相当于2004年全年的出口任务。”

　　虽然一季度中国纺品出口总体只增长19%，但是，王宇秘书长对本刊说，在纺织品的一些行业，同期的出口以翻番乃至10倍的速度增长。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月份中国向美国出口服装达到6.5亿美元，较2004年同期增长了147%；向欧洲出口服装达到7.8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88%。而根据美国商务部4月1日公布的数据，一季度，美国对中国的棉织衬衫和裤子进口分别达到7830万件和7410万条，分别同比增长了1258%和1521%！

　　这种势头，无疑会引起美国纺织业生产主的猜忌。此前，张汉林、龙永图和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在不同的年份均对中国企业发出过警告，但这几乎没有影响纺织机械向中国的大量集中。“全球纺织机械的一半在中国”，王宇说。在过去10年间，中国纺织机械年平均进口增长速度超过25%。

　　这些纺织机械纺出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多属低端，如此重复引进难免引发过度竞争，其后果是价格跌幅明显。以美国设置预警的三种产品为例，今年前两个月，山东省对美出口分别同比增长了246%、549%、520%，但与此同时，价格却分别同比降低了28%、39%、31%。

　　这样的跌幅如果持续，业者最不愿看到的三张“限制牌”的最后一张就将再度出现——反倾销。

　　企业固然是以趋利为指向，但张汉林和卢进勇都对本刊表示，政府和相关机构的调控措施是否灵验？并且，我们是否真的是单纯的受害者？

　　据本刊统计，中国政府主动采取了至少11项措施来控制纺品出口，但事实表明，效果欠佳。温家宝总理于5月11日向欧盟承诺，中方将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从宏观上加强对纺织行业的引导和调控，主要运用经济的手段，控制部分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的过快增长。

　　“限制牌”也可推动改革

　　既然是限制，中国纺品的出口就肯定要受到影响。

　　“比如袜子，4个月前就已经封关了”。王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今年头两个月，中国纺品的总体出口量较去年同期的增幅为30%，而一季度的增幅降至19%，说明3月的出口增长势头受到很大的遏制。

　　不过，短期内抑制中国纺品的出口，只是“限制牌”这一双刃剑的一面；另一面，在张汉林看来，是对中国纺织品出口弊端的触动和对外贸体制改革的促进。他举例说，由于政府放权不够，商会和中介组织在提供预警和组织对外协调谈判上做得不够。

　　王宇也坦率地承认，预警机制并未建立，“我们已经提交了报告，预警分5个级别，以不同颜色标识，但部里(商务部)还没批下来”。

　　“就像WTO的‘年度审议’机制，每次审议都将督促我们寻找类似预警机制这样的不足，而不是单纯靠几个权威人士的口头警告。从长远看，这当然是件好事”。张汉林说。

　　处在产业链的低端，中国在一次次地为自身的先天劣势付出代价。月初，商务部长薄熙来在访问欧洲时曾说，中国需要出口8亿件T恤才能换回一架“空客”飞机。而张汉林早已预言，由于纺品配额的取消，中国与国际间的贸易摩擦将大为增多。“在摩擦增多的后配额时代，中国纺织业将慢慢被逼上提升品牌之路，以早日摆脱重复引进、恶性竞争的加工贸易局面”。卢进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特保条款

　　如一WTO成员认为《纺织品与服装协定》所涵盖的原产于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产品自《WTO协定》生效之日起，由于市场扰乱，威胁阻碍这些产品贸易的有序发展，可请求与中国磋商，并附详细事实声明和现行数据。如在90天磋商期内，未能达成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则磋商将继续进行，提出磋商请求的成员可继续根据一项对磋商涉及的一个或多个类别的纺织品或纺织制成品实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