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纺织品贸易争端不仅是一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较量，而且是中国纺织业自省之由头。纺织业面临的问题其实是整个中国制造业的缩影，能否在外在压力下转变增长模式，更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全局性挑战。

　　粗大的蒸汽管道蔓延在收割后的稻田上空，更粗大的、色彩明亮的排污管沿着公路起伏一直到几十公里外的处理厂，在浙江绍兴这个名叫齐贤的小镇，50多平方公里土地上处处显现着中国农村走向工业化的痕迹。

　　齐贤生产的服装面料大部分输往海外，许多工厂的办公室里都悬挂着世界地图，这标志着小镇的眼界。

　　今年5月，欧美对中国出口的纺织品重新设限，给小镇投下了阴影，生长于此的7万多人都可能被波及。

　　“倒逼式”变革

　　美国商务部4月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裤子达到7410万条，同比增长1521％。这种剧增使美国在5月13日宣布，对来自中国的棉制裤子重新实行配额限制，进入美国市场的数量今年最多只能增长7.5％。

　　知情人士说，一些工厂的面料现在大多运往中东迪拜，通过这个著名的自由贸易港转口，这样欧美新政策就“管不着了”。在江南一带，遍布着几千家这样的小工厂，他们要么不去碰设限的产品，要么通过其他市场进入欧美。

　　与之相比，大型企业对欧美举措并不感到意外，他们准备更充分，产品更为多元化，抗风险能力也更强。山东兰雁集团进出口公司经理姬光成说，从去年开始，他们已着重培养非配额地区的客户关系。生产衬衫和西服的雅戈尔也已开始调整产品中棉的成分，避开全棉以及含棉量在50％以上的产品。

　　这样的应对之策也许只能收一时之功，但仍然无法使我们走出低端陷阱。

　　记者不断听到业内人士关于为何屡屡遭到贸易壁垒的反思。如果不考虑政治原因，纺织品行业本身是否也有取祸之由？

　　太多的产能集中在低档次产品，是大家共同的回答。以出口来看，目前我国出口的绝大部分都是贴牌产品，而且大多档次不高价格低廉，2004年针织衬衫每件平均单价为2.17美元，裤子为2.89美元。

　　同样的情况曾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身上。当时迅速崛起的日本制造业使美国感受到强大压力，遂使日本成为全世界遭受反倾销最频繁的国家。而恰恰是这种外部压力，使日本企业成功地进行了产业升级，“日本制造”从而成为高品质的代名词。同样的历史也曾在韩国上演。

　　在纺织业内，产品质量并不是难以逾越的天花板，真正困扰行业的是附加值。国外的著名服装品牌各季的时装发布会，往往引领世界潮流，他们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对于中国服装企业来说，这还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这样的梦想并不仅仅属于纺织业，所有的“中国制造”都在憧憬有一天可以变成“中国创造”。

　　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去年底完成的一项浙江“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课题里，这种方式被称为“倒逼式”，并被认为是这里的经济进行转型最有希望的方式。“活不下去了，只有求变。”浙江大学副教授黄先海说。

　　徘徊于得失之间

　　从表面来看，中国的近百万家纺织服装企业似乎正在世界上创造奇迹，拥有锐不可挡的竞争力，并养活了1900万产业工人。但在繁荣背后常为人所忽略的是，中国纺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条上仍处于末端。

　　1990年代，曾一度凋零的中国纺织业被彻底放开，逐渐形成了两种发展模式。这两种模式缘于不同的地域文化与资金实力，双双具备了在世界上的竞争力。

　　对于民营企业占90％的浙江来说，竞争力来自于产业集群。“在这个链条上，无论你想要什么都能很快找得到。”即便是本地没有的棉纱、化纤等原料，通常也不用他们自己操心，因为新疆、湖南等地各家上游企业大多都在长三角设有办事处，看样订购后打个电话就可直接发货。

　　与这里密布的产业集群不同的是，在山东，魏桥集团则是一个庞大的企业帝国：从棉纱到服装，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分布在5个工业园区，5个自建的热电厂保障它的电力供应，15万员工去年生产了54万吨棉纱、12亿米坯布、1.3亿米牛仔布。

　　无论是浙江还是山东，一个共同的优势是中国1900万综合素质较高而价格相对低廉的产业工人。目前他们劳动的工资是0.69美元每小时，而在欧美，这个数字是6－7美元。尽管在印度，劳动力的工资是0.57－0.59美元，孟加拉、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甚至更低，但一位曾经在那些地方设过厂的人士告诉记者，文化背景与传统习惯的不相同给工厂带来了很大麻烦，比如孟加拉工人一到斋日就不工作，非洲国家许多工人则是即使给加班费也不愿意加班。

　　“现在每个月能挣一千多块，比原来在蜡烛厂700块好多了。”在齐贤镇印染厂车间里，30岁的女工小王告诉记者。而在山东青岛，一位十多年的“老纺织”说，他在90年代初的每月收入约在300元，现在这个行业的平均工资是670元。

　　事实上，纺织机械的大量进口却将巨大的利润留在了海外。在莫总经理的工厂里，只有几台最便宜的缝纫机是国产货，其他全部进口，耗资一百多万。她说自己的工厂属于这个工业园里最小的，越大的厂，进口的设备越多、越高档。

　　一个业界的

　　共识是，在纺织品产业链条中，中国只是赚取了10％左右的加工费，90％以上的利润是掌握在国外品牌商、渠道商和零售商手中。

　　静默与喧哗

　　近期来访的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说，布什政府并不赞成贸易保护主义，但不得不对来自国内纺织行业的压力作出让步。

　　此次纺织品设限，主要推动力量是美国行业协会和行业工会，其成员全部由企业主或工人组成。

　　但在中国，故事演绎的版本截然不同，对公众，企业普遍选择了缄默。

　　而在影响政府决策方面，本应成为行业利益代言人的行业协会还没有具备足够的影响力。

　　尽管对于这次设限感到愤怒，而且觉得单个企业毫无办法，但江苏出口商徐先生仍不愿意加入任何行业协会，“信息不从他们那来，研发能力也不具备，对政策的影响力我们也感觉不到，为什么要加入？”

　　据悉，一些地方政府已下发文件，要求行业协会褪去官方色彩，改由企业会员构成，但这个过程还是刚刚开始。

　　同样，关于纺织品的国际博弈也仅只是开始。《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书》第242段规定，如果进口国市场出现可以被证明的“扰乱”，且此种“扰乱”与来自中国的进口有因果关系，则进口国可以采取限制措施，并可重复申请使用。

　　不仅仅是纺织业，鞋业、家具、玩具，种种中国制造业都将面对同样难题。

　　对外贸易：我们要习惯跟人吵架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

　　美国人需要和中国吵架，这样做的目的很多，更多的则是一种安抚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姿态。我们要把吵架看做一种常态，不是纺织品，也会有其他别的。当年日本和美国的贸易战打了几十年，中国将来也会是这样。

　　要把吵架看做常态

　　记者：中国纺织品和美欧的争端发展到这一步，您怎么看？

　　裴长洪：美国现在设限，只是个题目，并不是想解决其国内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可怜国内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担心他们失业，都不是。

　　总体来说，是美国需要和中国做点吵架的文章。但是吵架不能骂大街呀，得找题目，那正好就是纺织品了。

　　吵架也是有原因的，中美贸易顺差比较大，中国外贸总额在入世后这几年从5000亿美元增长到1万亿美元。就这一点，就让有些人很不痛快。

　　美国人需要和中国吵架，这样做的目的很多。美国政府处理跟国会的关系，更多的则是一种姿态。因为美中贸易逆差比较大，有一部分利益集团不满意。中美贸易既养活和形成了一个对华贸易的利益集团，同时也有一些利益享受不到的集团。后者就有意见，美国政府也要安抚他们。怎么安抚？那就是和中国吵架，以说明自己很公正。但真要说掰开面子大干一场，买卖也不做了，那一伙在中美贸易中得利的利益集团他干不干？他未必会干。所以这要平衡。总的来说，对中国纺织品设限是美国政府平衡国内各大利益集团的需要和方法。

　　中国人不习惯吵架，我们只习惯大家意见都一致。我们要习惯跟人吵架，这没什么，吵完架还一起吃饭，一边吵架一边喝酒，这日子就这么过。

　　替企业办事的中介机构要成长

　　记者：在整个争端中，美国和欧盟的纺织品协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始终替企业代言。如果中国的纺织品协会更好地代表企业这方，可能会发挥更大作用。您怎么看？

　　裴长洪：咱们的行业协会主要是官办，缺少真正的企业家之间的行业协会，这是我们的一个弊病。官办的协会还要，但同时替企业办事的中介机构不成长起来也不行。

　　这类中介机构成长不起来主要是没人去做。因为民办的话首先要赢利，要养活自己，而民办的中介机构通常信誉不高。而且中国社会目前的组织资源、诚信资源都是垄断的。所以，不是政府想不开，而是这个社会还不具备这种条件，你长不出来，政府又得去补台，从而又产生依赖性，就形成恶性循环。还得一步一步来。首先得民营企业发展，然后分工进一步扩大，看有没有可能从这里面分离出来。

　　贸易摩擦有民族利益也有全球利益

　　记者：今后，特别是“十一五”期间，中国在对待FDI（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会有变化吗？

　　裴长洪：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出口所占比重很高，这是事实，这也更说明现在的经济利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贸易摩擦一部分是民族利益，一部分是全球利益。你做得过头了，大家都没好处。

　　两税合并暂缓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