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正式执行的土耳其对中国纺织品配额设限的规定，让土耳其中国展览中心董事长王立群颇为沮丧。“受这个规定的影响，我们在土耳其的中国展览中心原定对中国纺织企业的招商活动被迫推迟，有些中国商人取消了到土耳其投资的打算。”
事件缘于土耳其外贸署去年底宣布将对中国42类纺织品实施保障措施。与王立群董事长反应类似的是，早前中国商务部对于土耳其配额限制表示“震惊和坚决反对”。
处于尖锋时刻的中土贸易摩擦，似乎并没有妨碍土耳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居尔2月3日登长城的雅兴，“我对很快解决和发展中土贸易关系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2月2日，在土耳其驻中国大使馆二楼，他笑着对本报记者说。
土商务团来华斡旋
颇耐人寻味的是，在配额措施正式执行的当天，土耳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率十余人的商务团来华访问，并受到黄菊副总理的接见；2月2日下午与商务部商谈中土贸易关系，当天下午向中外主流媒体记者畅谈了会谈成果；2月3日则是商务考察和旅游观光。土耳其商务团的访问考察行程丰富且心情愉快，这似乎预示着中土 贸易摩擦正出人意料的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尽管解决之路前途光明，但近年来中土贸易摩擦不断，已成为两国良好的政治互信关系的一层瑕疵。早在2004年8月20日起至9月25日的37天内，土耳其就对中国彩电进行反倾销调查立案。时过不到两个月，2004年12月23日，土耳其外贸署依据《对纺织品的监管和保障措施规定的修改》，以“市场扰乱”为由决定对中国42类纺织品实施保障措施。
在2005年全球纺织品配额取消的一体化时代，中国商务部早前对这一限制性规定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土耳其政府的做法不仅背离了世贸组织自由贸易原则和纺织品贸易自由化的精神，严重损害了多边贸易体制，也违反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法律文件中的有关规定，影响了中国在世贸组织中权力和义务的平衡。”
“实际上，土耳其政府在出台这个措施前，已经料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所以在出台时间非常有技巧。配额限制虽然在今年2月1日正式执行，但却是在去年12月23日提出颁布的。如果换在今年提出颁布，就非常显然的违背了全球纺织品配额取消相关WTO规定，将受到中国政府更强有力反对；但我们是赶在2005年前提出配额限制，所以不用跟中国政府提前沟通，而直接以通告的形式贴出。”土耳其考察团一位高层人士说。
但提出纺织设限并不是目的，更多的只是一种调整贸易关系的手段。目前的现实和未来的趋势是，中土贸易额平均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和经贸关系的全面加深。基于这一点，居尔副总理对本报记者说：“中土两国一向友好，我们现在谈的不仅是中土贸易关系，同时还要加深双方全面的经贸合作关系，在这一点上我们与中国政府达成了共识。”
投石问路
“中土贸易摩擦不仅是一个贸易关系问题，同时更是一个涉及到国内政治利益和国际关系的问题。”土中贸促会主席、同时也是本次土耳其商务考察团团长的雅乌兹.欧乃先生对记者说。
土耳其对中国纺织品设限一个重要的原因来自于国内的政治压力。土耳其是一个民主制国家，政府领导人都由民众选举产生。近几年中国家电和纺织商品冲进土耳其市场，中土贸易不平衡，造成了土国内企业的不景气和就业的压力，这给政府造成了较大的舆论压力，所以决定对中国纺织品设限。
“这种压力只是暂时，只是政府给企业主和工人们一个交代。我们乐观的预计，土耳其对中国纺织品的设限问题不会拖得太长，肯定会在一两个月内解决。毕竟我们需要和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做生意，良好的经贸关系对双方来讲都至关重要。我们这次带来的高层商务团就表示我们对中国的市场非常感兴趣。”雅乌兹.欧乃主席说。
除了国内政治压力外，土耳其本次对中国纺织品设限还受到了来自美国和欧盟的压力。这一点已经成为中国商务部薄熙来部长和土耳其外交部长在2月2日会谈成果的一个重要共识。在会谈上，中方理解土耳其做出此设限决定所承受的国际压力，但希望尽快解决此问题。有专家分析，在本次对中国纺织品设限上，美国和欧盟给予了土耳其明显的暗示和压力。因为随着2005年全球纺织品配额取消，美国和欧盟市场将面临中国纺织产品的冲击，但又不知采取如何限制措施。因而以土耳其对中国纺织品设限投石问路，试探中国政府的反应。
“美国是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2005年我们正打算加入欧盟，另外我们同中国政治关系又非常良好，所以我们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纺织品设限后立即解决，在三者利益中平衡。”雅乌兹.欧乃主席对记者强调。
考验中国外贸结构
2004年中土贸易额达到34亿美元，同比增长31%，随着今年中国关税的进一步降低，两国的贸易额将会继续大幅度的增加。但在迅速增加的贸易额中，不可忽视的是，中土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土耳其处于绝对的逆差地位。由于土耳其与中国经济互补性不很强。尽管中土外交关系良好，但贸易结构的失衡决定了中土贸易摩擦未来几年的持续性。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殷罡说，除了与传统的美国和欧盟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之外，中土之间的贸易摩擦其实是发展中国家与中国贸易争端的一个开始，今后将必然扩大，这个趋势值得高度重视。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制造成本较低，价格具有相当优势。而土耳其与非洲等非能源输出国家与中国在经济结构上缺少互补性，其国内劳动密集形产业和就业将受到中国产品的冲击。另外一方面，这些发展中国家既不是主要能源输出国，又不是科技发达国家，容易形成较大的贸易不平衡，极易产生贸易摩擦。
而与此相反的是，中东石油输出国家和南美矿产国家与中国有较大的经济互补性，所以不易产生贸易摩擦。另外，日美、欧盟等发达国家与中国产生贸易摩擦多带有较强的政治性，国内市场完全需要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所谓的就业压力完全可以接受和消化。因而，未来中国要特别重视第三世界非原料产国的贸易平衡和摩擦问题。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正在考验中国贸易增长方式，这将成为我国外贸结构调整的催化剂。从国内来讲，近20年来，中国依靠劳动成本极低的加工贸易推动了中国出口持续快速的增长，但这种增长付出了环境资源和贫富差距的代价。一方面，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含量较低，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末端，为跨国公司打工赚少量的加工费，影响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另一方面在劳动力成本优势支持下，中国劳动密集形商品以极低的价格形成独特的国际竞争力，许多企业主宁愿在劳动力成本上下功夫，而不在技术含量上做文章。南方沿海地区民工的工资收入十几年来变化不大已经成为这一增长模式的沉重注脚。进入后世贸组织时期，当这种粗放增长模式的边际利润日趋走低并走向国际市场时，国际贸易争端必然也随之增多。
“本次中土贸易摩擦的原因较为复杂，掺入了一些国际政治因素，也许在较短时期内可以解决。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日益加大的趋势告诉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的中国应该承担一个贸易大国责任和义务，加快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平衡与第三世界非原料产国的贸易结构，尽可能少的避免摩擦争端和摩擦。”殷罡研究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