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ＷＴＯ的《纺织品与服装协定》，从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起，中国纺织品出口配额已经全部取消，但是，此前由土耳其、墨西哥、美国等４５个国家抛出了所谓的“伊斯坦布尔宣言”。无论是“伊斯坦布尔宣言”
    的始作俑者还是中国，两边都还在较劲，“毕竟，这是利益与利益之间最直接的交锋，谁有一线取胜可能就不会放弃最后的努力。”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将严格按照ＷＴＯ的规则行事，所有违背ＷＴＯ的任何宣言、提案，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不管有多少人联盟，我们都不会坐视不管。

    本报记者江金骐报道今年是取消纺织品配额“元年”，为了解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基本立场，本报记者专访了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中国纺织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淮滨，在不同的角度上，他们都阐明了一个共同的主张，那就是在纺织品配额取消后，中国对来自各方的压力认识在先、乐观在后。“多国宣言”系一国用心《华夏时报》：“多国宣言”作为一项贸易规则被提出，一般人认为这很正常，毕竟，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国家利益都至高无上。
    黄海：我们理解所有国家在维护本国利益上所做的任何努力，但我们也善意地告诉《伊斯坦布尔宣言》的多数成员单位，维护国家利益要从本国实际出发，不要被少数国家利用，更不能成为少数国家的政治“棋子”。
    《华夏时报》：从《伊斯坦布尔宣言》的内容上看，其中并没有涉及到任何政治主张或意图，为什么说“贸易”和“政治”有关联？
    黄海：先回忆一下《伊斯坦布尔宣言》出台的背景。大家都知道“宣言”的出现与美国总统大选有“瓜田李下”之嫌。当时，竞选者在美国业界的支持下，以“市场扰乱威胁”为由，对中国纺织品提出特别限制措施的申请，美国商务部当即接受此类申请，并表示要修改国内相关程序，对此，我们当然坚决反对。
    《华夏时报》：实际上，有关“宣言”的最早提出者看似是土耳其而并非美国，如果将“原责”归咎到美国，是否有失偏颇？
    黄海：这看怎么理解了，在提出“宣言”
    的４５个国家里，除美国以外，其他所有国家的纺织品出口额，加起来的比重也不大，尽管这里面有好多国家的产业结构与中国的产业结构十分相似，但如果将他们的纺织品贸易分解到各个国家，中国对他们所谓的冲击，到底有多少？我们认为，中国与这些国家在纺织品贸易方面，互补多于较量，相比之下，美国的表现却有点例外，更不能接受的是，在向ＷＴＯ提交《伊斯坦布尔宣言》时，美国表现得犹为急切。
    《华夏时报》：今天的事实已经证明：《伊斯坦布尔宣言》在ＷＴＯ没有支持率，他们提出对中国纺织品继续实行配额管理的提案，最终被挫败。这是否早已注定？
    黄海：有惊无险，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些国家鼓动并要求延长纺织品现行配额体制，实际上是某些既得利益者，试图使纺织品贸易继续游离于自由贸易体制之外，其举动是为贸易保护主义寻找借口，不符合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假如纺织品不能如期实施一体化，将是“乌拉圭回合”重要成果的倒退，将是ＷＴＯ对某些国家的政治屈从。
    《华夏时报》：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在期待的结果业已实现，即从本月开始，享受纺织品的无配额管理。那么是否可以说，中国的纺织品贸易从此就高枕无忧了？
    黄海：千万不可以，虽然《伊斯坦布尔宣言》被搁置，但由此敲响的警钟，足以告戒我们：这次出现的问题，毕竟涉及到几十个国家，毕竟有被自己视同兄弟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的联盟，并非偶然。
    要知道，做出取消纺织品配额的决定已经１０年了，１０年对各国来说，都有充分的调整时间，而他们却在１０年后居然结盟对抗中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此，我们仍需谨慎行事，要加大对ＷＴＯ签字国的宣传，加强政府公关的力度，要努力向世界说明中国的立场，要特别强调，这是ＷＴＯ的选择而不是只对中国有利。
    不是最大的受益国《华夏时报》：纺织品配额限制的取消，意味着用配额划分市场的时代结束，也就迎来了人们常说的“后配额时代”，在这一时代的“元年”，中国纺织品出口果真“形势一片大好”？
    孙淮滨：“后配额时代”的最大特点就体现在贸易的公平、无障碍上，所以在合作、共赢的竞争态势下，谁的产品质量好、品牌影响力大、性能价格比适宜，谁占领的市场份额就大。至于中国，由于准备得相对比较充分，所以，应该会有不错的前景。例如，中国的服装出口，去年出口接近５２０亿美元，增长两成六。纺织品的出口金额虽然小于服装，但出口增长率更高，超过三成。在此基础上，中国在家用纺织品、装饰用品等方面会有不错的形势。
    《华夏时报》：纺织工业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工业。总体看，我们的优势的确在部分发展中国家之上，但是有人认为，中国纺织品的优势被某些国外竞争对手认为是不公平的，比如，中国的好多纺织品都是劳动密集型的。
    孙淮滨：我理解你的意思，我也关注国外类似的说法，但我今天只想说，中国的纺织品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并非由于政治支持，而是市场机制带来的。在市场的作用下，我们也有竞争不力的地方，比如中国在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医疗等方面的产业用纺织品还不够发达。所以，“宣言”的提出者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纺织品贸易。
    《华夏时报》：有得有失，总体上看得大于失，而多数的“宣言”参与国，明确提出中国是最大的受益国，如何理解或化解他们的这一“心结”？
    黄海：我们从不承认中国是“后配额时代”的最大受益国，但在利弊综合权衡之下，有些国家确实不如中国有利，这也是最近在中国引起广泛讨论的问题，但是，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在由于配额的取消而失去保护时，中国也在积极支持、扶植他们。
    《华夏时报》：能具体给我们谈谈吗？
    黄海：我们正在以对外投资、生产和交流市场经验的形式，向他们开展产业转移，对他们提供援助，提高他们的纺织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对我们的内部来说，我们通过加征纺织品出口税，其中的目的之一就是适度调节纺织品的出口量。
    《华夏时报》：说到对纺织加征出口税，民间都觉得这是中国对《伊斯坦布尔宣言》的妥协，而官方的意见一直坚持这是从本国纺织品贸易的实际需要而作出的决定，您更倾向于哪一种？
    孙淮滨：我理解老百姓的想法，因为这两件事从时间上看确实前后相连，但是，国家加征纺织品出口税的决定是在取消配额前作出的，由此可以想想，它是一种妥协还是一种决策。
    《华夏时报》：您的解释有点儿勉强，“取消配额管理”是在１０年前作出的决定。
    至于《伊斯坦布尔宣言》与加征出口税有无因果关系，现在不很重要了，重要的是，加征出口税对缓解目前的贸易紧张是否有利？
    孙淮滨：客观地评价“纺织品出口税”，主要是为了调节我国纺织品的出口层次，通过税率的调节，提高我国出口纺织品的质量和附加值，但是否通过抑制或调节总体出口规模，达到安抚某些国家的意图，我们无法定论，有一点需要说明，我国加征纺织品出口税可在随时调整之中。
    “腹背受敌”可能导致开倒车《华夏时报》：由于美国媒体和贸易团体不断渲染中国纺织品的威胁，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对一些大进口商的采购计划造成影响，有人形容中国时下正在“腹背受敌”，这种说法您支持吗？
    孙淮滨：纺织业是中国的出口大户，“大户”被人眼红也是常有的事，但是，我们还是关注自身建设，要做的还是老生常谈：行为自律、苦练内功、优化产品、增强核心竞争力，以应对扑面而来的最新市场变化。
    《华夏时报》：人们所说的“腹背受敌”，除了《伊斯坦布尔宣言》的成员单位还有增多的趋势，另外欧盟的纺织品“特保措施条款”也在随时启动之中。
    孙淮滨：我知道欧盟出台此项政策的动力，它显然是纺织品配额取消后，来自１１个国家纺织服装出口的巨大压力，尤其是中国的压力。当监测结果处于欧盟认为合理的范围内时，一切进出口交易会比较正常，欧盟也不会进行限制。
    《华夏时报》：您的意思是它的“杀伤力”不大？
    孙淮滨：至少不会让我们手足无措，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赶快建立纺织品出口预警机制，这个机制的主要作用就是，当我国纺织服装对欧盟出口，将要接近其所能承受的限度时，就赶紧发出警示信号，并采取有关措施，这与美国的纺织品采取的“特保措施”有着截然的不同，它不会直接产生伤害。
    《华夏时报》：现在能不能预测，在纺织品配额取消和《伊斯坦布尔宣言》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今年的纺织品出口形势？
    黄海：现在不好说，变数太多，但是，我们不会为所谓的“共同宣言”、“联合提案”等莫须有的条条框框，改变自己的战略，相反，我们对一切不够友好的论调或做法，将严格按照ＷＴＯ规则，作出必要的反击。
    孙淮滨：一些中国纺织品业的人士乐观地估计，中国的纺织品服装出口份额将大幅提高１５０％，但预测归预测，因为从目前出口市场的环境看，中国要想大幅增加纺织品出口，确实面临着诸多障碍，特别是出现了美国的“多国宣言”以及欧盟的“特保政策”，中国纺织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