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大批的浙江企业纷纷携带资金到外省发展。据浙江省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民营经济大省浙江在外创业人员已达300多万,有3.3万家浙江企业走出家门,投资规模累计达3000亿元。
作为市场经济发育较早的省份,浙江的投资、创业环境相对比较成熟。在浙江的田野乡间成长起来的企业,为什么要离开这块经济热土,远去他乡呢?这种离开会给浙江带来怎样的影响?
从90年代开始,大批浙江企业纷纷到外省成立分公司或生产基地,实施多元化经营,谋求新的发展。他们有的着眼于开拓新的市场,变“产地销”为“销地产”;有的着眼于开发利用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实现生产力要素的合理配置,降低生产成本;有的着眼于优势产业的扩张和延伸,如华立集团通过资本市场运作,控股上市公司重庆仪表,浙江水晶电子集团在内蒙、云南、江西等地合资或承包了10多家水晶生产企业,促使年生产规模达到世界水晶总产量的1/3;有的抓住外省加快城市化的机遇,发挥浙江企业的先发优势,投资开发当地的城市建设、旧城改造项目等;还有的是着眼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在战略上占领制高点,如卡森集团充分利用新疆喀什紧邻中亚五国的优越地理位置,在当地投资建设皮革生产基地,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
据悉,浙江全省2002年度百强企业中约有1/3以上已在西部设立投资项目。仅四川一省,就有近20万浙江人直接参与开发建设,投资总额达到200亿元左右,兴办企业超过1500家,实现年销售收入近100亿元。
前些年浙资离开浙江这一现象刚刚出现时,不少人惊呼,赶快制止这种资金外流的“失血”现象。一些地方政府领导陷入痛苦的反思——浙江的投资环境怎么啦?浙江留不住企业吗?
后来,人们终于醒悟过来。市场不是一个行政区划的小圈圈能够限制住的,资本流向有其符合发展规律的理由;只有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富,才能让大河、小河一起涨水一起满。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反复为这一现象正名——浙资不是“外流”,而是“外扩”。他举例说,无数的温州人在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做生意,在当地纳税,但到过年时,温州人带回家乡的资金达300个亿。
浙江是一个经济大省,但又是“缺铁、少煤、无油”的资源小剩浙江省人均资源拥有量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5%,居全国倒数第三;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称,人均耕地只有半亩多。而中西部等地拥有丰富的水电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和人力资源,很多地区还集中了大量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积累了丰富的技术资源。浙江企业“走出去”,就是突破资源瓶颈,实现生产力要素的合理配置,通过优势互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娃哈哈公司1994年以前在西部市场的占有率不到3%。但从消费结构看,经济水平发展较低的地区恩格尔系数比较高,对食品饮料的需求比较大。当时的四川作为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拥有很大的饮料市场,而且当地的竞争程度远不象东部市场那么激烈。娃哈哈的“西进”赢得了先发优势。1994年,娃哈哈公司在重庆涪陵成立公司后迅速扩张,目前该公司的总资产已经达到3亿多元,累计实现产值10多亿元。娃哈哈1998年在四川广元设立的分公司已经成为娃哈哈集团在全国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全的饮料主要生产基地之一。
大量浙商在面上拓展的同时,还输出品牌和资本,到上海这个“龙头”去实现“高度”上的提升。仅房产开发领域,在2000年前后已先后有100多家浙商登陆上海,开发项目上百个。
若干年前,浙江人还想与上海一举较量,各自为政。但是现在,江浙的企业家以及政府官员普遍认识到,上海有的某些基础设施,浙江就不一定建了;而浙江的有些建设,也可以配合上海来搞,为上海服务。大量浙商纷纷进军长三角经济圈,开始以“长三角人”而不是“浙江人”的视角来考虑发展战略。经济的一体化日益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形成结构互补、产业接轨、资源共享的新局面。
从市场出发的民间自发行为目前已变成省委省政府关于“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战略决策。据统计,近年该省已先后组织10多个企业家代表团前往中西部地区,与中西部省区签订了555个合作项目,总投资263亿元。最近,浙江省经贸代表团又到重庆、湖北两地签约项目226个,合同总金额达到477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