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哪里去了？
“很多人不愿意出来了，”龙达飞董事长陆祥龙说。
其实，“在安徽招工时，我们发现民工被各省企业疯抢。”金坛服装同业商会秘书长王菊富说。
“招工真的不理想，甚至在高邮出现了恶性竞争，有企业拿出3000元补贴挖工人，而另一个企业则提出给4000元。”
其实，“安徽滁州开出的工资水平不比上海低多少。”上海龙商纺织品公司董事长罗卫明说，他在安徽滁州新建了一座服装加工厂，这里的工资水平并不低。
他说在上海，一个车工一个月能拿到3000元左右，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在滁州则在2000元左右，看上去虽然低一点，但在滁州，工人一般只工作8个小时，从小时工资来计算，滁州和上海基本相当。
其实，很多地方企业年初纷纷调高基本工资。
比如，武汉市今年普工、服务员月薪有900-1500元，技术、管理岗位2000-2500元。
郑州、重庆等地的用工企业普工薪酬待遇也平均提高了10-20%左右。
同样，“在家做事就是好，小孩成绩能提高”。在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从各乡镇到村落，此类赫然夺目的横幅随处可见。
家住安徽阜阳阜南县的周艳，春节后选择不再外出，被招进杉杉集团在阜南工业园投建的服装厂。
“钱是少挣了几百块，但是可以在家照顾小孩和老人。”杉杉(阜南)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事的张先生说。
农民工，一下子成了沿海与内陆企业争抢的“宠儿”。
“本地一线员工老化，或者改行，而本地年轻人在服装业就业的比较少；外地熟练工流失比较大。”常熟服装协会秘书长归无忌说。
“现在不是服装厂之间的竞争，而是与其他产业的竞争。”有企业说，如果其他行业工资高，他们马上就走了。
而实际上，民工的绝对数量在减少。
据统计，现在农民工后备力量每年比此前高峰时减少了600多万人，三年差不多少了2000万人。
这是由于计划生育的结果，再加上中国缺少社会保障，生育孩子已经成为沉重负担，由此引起了生育意愿的普遍降低。
而上世纪打工的60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已不愿意出远门。现在外出打工的主体80后、90后，又由于高等院校的扩招，使得一部分进入大学深造，从而减少了民工数量。
这也造成了一面是民工荒，一边大学生工作岗位荒的局面。
“本世纪头10年，中国的劳动人口年龄只增加了1%，到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就不再增长。”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蔡昉测算，2015年后，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绝对量会下降。
在蔡昉看来，刘易斯拐点已经全面到来。
廉价劳动力时代已成为过去，中国比较优势逐渐消失。
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
<<上一页[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