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竞争力强大、纺织品贸易“后配额时代”，这些诱人的前景曾经让中国纺织服装产业成为全世界投资者向往的投资乐土。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经历了来自国内外的大规模资本投入，1994-2003年间全世界55%的织机和23%的纺纱机卖到了中国。

然而，“后配额时代”仅半年时间，中国纺织业已经连遭打击。欧美的“特保”调查或设限措施，已经让我国纺织品产业很受伤，与此同时，毁灭性的价格战已经在部分地区、部分产品上展开，甚至出现了出口价格与制造成本倒挂的现象。根据义乌袜业协会对该市5家袜业制造商和5家袜业贸易商出口美国棉袜价格资料的分析，2003年每打棉袜出口均价，制造商为4.73美元，贸易商为2.40美元；2004年1-6月每打棉袜出口均价，制造商为4.89美元，贸易商为1.54美元。

　　中国纺织业当前的窘况，美欧贸易保护主义者固然不能辞其咎，但它更反映了我国纺织业集体行动的谬误。因为即使别国不对我国纺织品设限，根据我国纺织业的投资增长势头，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也难免产能过剩、最终引爆毁灭性价格战的命运。我国政府事前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一问题，纺织业已经历了多轮以“压锭”为标志的调控行动；但在地方政府和企业千方百计的规避之下，这种调控最终结果是压缩了国有企业却为民营企业开辟了超常规发展的空间、控制住了内资企业却让外资企业（包括大量打着外资招牌的内资企业）乘虚而入。无需否认，假如其他地区、其他企业不规避国家的紧缩性调控措施，仅有的一个实施扩张政策的地区或企业必定能够占据优势。就好比在体育场看台上，当别人都坐着的时候，唯一站起来的人肯定能够看得比较清楚。问题是，当一个人站起来之后，有什么能够阻止别人为了不被挡住视线而同样站起来？结果必然是大家都比坐着的时候累，但谁也不能比坐着的时候看得更清楚。

　　这种集体行动的谬误并不仅仅表现在纺织业。我国投资以“一窝蜂”为特征，结果必然是我国货物出口的谈判地位虚弱，毁灭性价格战和贸易摩擦便不可避免。在这方面，我们有着太多的教训。例如我国企业从1991-1994年开始大规模投资生产维生素C，仅仅几年时间，我国维生素C产量便占全世界一半以上。但“一窝蜂”的投资和随之而来的价格战重创了中国厂商。1991年，国际市场维生素C价格为12.5美元/公斤，1995年便跌到4.25美元/公斤，2000年底为3.4美元/公斤，2001年9月底为2.8美元/公斤，大致折合人民币23.24元/公斤，尽管我国企业以生产成本低著称，但国内领先厂家维生素C生产成本也有22元/公斤，毛利率仅5.6%。在价格战中，国内大部分出口厂商惨遭淘汰，少数幸存者的利润也极为微薄。

　　再例如焦炭产业。在2003年下半年至2005年初的国际焦炭市场景气期间，中国出口商控制了全世界一半的焦炭贸易，2004年山西焦炭出口额同比增长141.56%。高额回报激励山西炼焦投资急剧增长，目前，山西建成的焦炭生产能力已达1.29亿吨，在建的还有9000万吨，而该省去年焦炭总产量不过7293万吨。在焦炭投资规模、生产能力急剧扩张的时候，焦炭行情已经发生了逆转，短短几个月，焦炭出口FOB价格从450美元／吨降到了200多美元／吨，大部分山西焦炭企业已经无利可图。正由于看透了我国焦炭行业谈判地位虚弱的底细，一些贸易伙伴对我国焦炭予取予求。欧盟头一年还指责我国焦炭倾销而逼迫我国限制对其出口焦炭，次年就因为世界性焦炭短缺而指控我国限制对其出口焦炭，威胁要告上世贸组织。

　　无需列举更多的例子。在全球视野上考察，我们还可以看到，所谓“全球化”，就是发展中国家都涌向相对狭小的出口市场展开激烈竞争，这种局面固然有利于发达国家维护其经济霸权，但对发展中国家却是十足的悲剧。我们是否应该摆脱这种悲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