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的产业振兴规划在给了纺织服装行业巨大信心的同时，却也使得部分服装企业患上了“政府依赖症”，甚至在企业经营时“别有用心”地采取一些不合常理的手段，来博弈政府有关政策和经济上的“无偿”支持。

　　外贸型服装企业是受金融危机影响最早也最深的领域，因此有关刺激外贸出口、扶持外贸企业的政策多次出台。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是连续多次调高出口退税率，这个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出口企业的负担，增强了企业在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下的竞争力，是一种实质性的支持。但是，我们看到，在出口退税率的多次调高过程中，有些企业表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贪心”，他们对每次调高的幅度都牢骚满腹，认为政府支持力度太小，最好一步调整到位，实现零税率，等等。并通过各种传播渠道来表达他们的这种心愿。

　　应该说，企业的心态并非不正常，寄望从退税中多获取一些利润也是商人的本性。但在记者的多次采访中，发现不少外贸企业更多地是把退税作为压价让利的促销工具，这在今年举行的广交会上非常明显。广东的一家外贸型服装企业为了留住老客户，下调了订单价格，如果按照原有的价格核算他们基本上是要亏本的，这家企业的信心来自于4月1日国家又再次把出口退税率提高到了16%，让他们有了调价空间。这样的故事在广交会上比较常态。

　　这似乎具有某种戏剧性的味道。政府的目的在于保护企业的利润，却硬生生被企业变成了海外客商们压价的工具。这可能有某种无可奈何的成分在里面，但不得不防的是，部分企业一味借助政策上的扶持产生了惰性，以为政府一定还会出台更加利好的措施，只要能保住订单，价格即使低一点也能靠政策的支持补回来，这种短视的发展思路是很难真正把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外贸企业救出水火之外的。而且退税上调之后，一些落后产能又会重新开始上来，导致服装出口产品出现新的过剩，使发展方式进一步逆转。这显然是违背产业振兴规划之初衷的。

　　另一方面，服装内销市场尽管受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在政府力主创自主品牌的大宗旨下，各地政府对发展本土服装企业的支持力度也不比外贸企业小。比如近来温州政府出面组织的“温州名购”、江西政府为鼓励本土企业走向海外而采取对“在国外两个以上国家设立3家境外公司的企业其租金及装修费用提供50%的补助”等，政府的及时出手极大地鼓舞了当地企业。但问题同样存在，一些企业竟然把此看作了“发财”的商机，他们认真地研究当地政府对产业扶持政策的条件，并按照这些条件去创造“条件”，试图依靠这样的方式“套”政府的钱。

　　就拿重组并购为例，这个本应是企业之间最正常不过的市场行为，在某些地方也变相地成了企业获利的工具。在记者观察的几个区域并购样本里，一些在行业比较突出的几个企业抱团重组的案例中也不乏有这样的心态。一位企业老板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顺应形势，以这种博眼球的方式来博取政府在政策、资金上的大力扶持。言外之意是，如果政府不支持，他们可能就会一拍两散。

　　更有甚者，在某些商业流通渠道发达而本土品牌极度缺乏的市级城市里，当地龙头型品牌企业开始以“你不给我政策，我就搬到其他城市去”来“要挟”政府。
　　在金融危机面前，企业是弱势的，但出现企业“绑架”政府的现象，却是极不正常的。因为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体系中，政府起的作用只能是“引导”而绝对不是“主导”，服装企业把扭转经济困境局面的希望寄托在政府出台的扶持政策上，本身就反映了这个市场体制中的不成熟一面。也无益于产业的振兴与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