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纺织业的跨国代工业务模式与知识产权纠纷的效应分析

　　跨国代工是现代工业体系下基于比较优势进行全球链式分工的产物，代工厂商（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简称OEM），即设备原件生产者，在我国通常称作“定牌生产”或“贴牌生产”，其基本形态是受托生产方按委托方（品牌拥有者）的委托合同进行产品开发和制造，产品使用委托方所拥有的商标，并由委托方销售或经营的合作经营生产方式。长期以来，跨国代工是我国纺织业的主要业务模式之一，特别是大量中小企业的支柱业务。据统计，全国服装产业中OEM企业是整个产业的主体，企业数占到总数的80%，代理外国品牌或进口国外品牌的国内服装企业占总数的8%，自有品牌经营企业仅占总数的10%。从历史的视界来看，我国纺织业还处于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制造业阶段。由于传统上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产品竞争力受到劳动力成本和人工效率的极大影响，全球纺织业在历史上呈现出典型的梯级式产业转移，制造基地从近代工业化时期的英国、尼德兰地区转移到美国南部、伊比利亚地区，一战后再转移到中东的埃及、土耳其以及日本等国家，二战以来，随着经济产业的升级换代，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纺织业纷纷迁出生产基地，制造中心传递到工业化刚刚起步的东南亚地区，并在改革开放以后，迅速成为中国大陆的支柱性出口行业。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结构性塑成，纺织行业产业链早已形成了一定的范式。发展中国家凭借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土地等资源要素成本，以及国家在税收、金融、财政补贴等方面的政策扶持，而在生产环节获得了竞争优势；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一方面成为纺织品的商品进口市场，表面上整体处于逆差地位，但实质上依靠领先企业的服装品牌而控制了全球中高端市场。发展中国家的纺织企业通过代工积累了原始资本，形成了一定的生产制造实力，但其命脉却掌握在拥有自主品牌的国际领先企业手中。

　　尤其是自从2005年纺织品配额制度取消后，我国纺织品出口获得了快速增长，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代工中心地位更为牢固。据统计，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加快，我国纺织产业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可能已突破60％。但与此同时，取消配额也将对中国纺织业的竞争形式产生极大的影响。中国纺织业如何在国际舞台上保持持久、独特的竞争优势是纺织业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随着配额的取消，我国纺织业在获得较大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贸易摩擦频繁、低成本优势下降等严峻现实。我国纺织业以贴牌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并取得了快速发展，然而在整体上还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环节，国际竞争力不强、利润空间日趋缩小，亟待从OEM向ODM、OBM转变。从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来看，我国的纺织产业在数量和规模方面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其质量和层次的竞争优势并不强。

　　在诸多挑战之中，知识产权问题正成为决定中国纺织业发展模式的根本性因素之一。近年来，我国纺织代工企业频频涉入知识产权纠纷，被国外企业指控侵犯商标权、版权和专利权，造成权利人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商誉损害。为此，大量的代工产品在出口国、转口国以及进口国海关遭到查扣甚至没收，相关代工企业也受到司法机关和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不利裁判。美国337条款就是进口国在这方面管制的典型代表，规定任何向美国出口的产品，若设计侵犯美国在先的知识产权，美国的专利及商标所有人，即可依据1930年美国海关法第337条款，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递交“申请书”来保护自己的专利权、商标权、版权及商业秘密等不受进口商品的侵害。该条款的核心在于对知识产权侵权的认定，产品一旦被认定侵权，ITC会依据“337条款”规定发布“停止令”或“排除令”。涉案产品无论是来自源头生产厂家还是来自其他分销商，将一律禁止进入美国市场，进入的也将被停止销售。

　　愈演愈烈的知识产权纠纷对我国纺织业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我国纺织业的整体声誉受到打击，在知识产权保护日益强化的国际环境下丧失了话语权，沦为国际贸易争端的受审者，并部分消蚀了固有的区域竞争优势。例如知名运动品牌Adidas、Nike、Puma等惑于大量中国造假冒侵权产品的出现，就正研究分阶段将原交给中国厂商代工生产的订单转往东南亚等地，业内人士估计，此规划如若落实，将影响内地近300家代工企业。尤其是在目前经济危机不断恶化的环境下，众多的纺织服装供应国都在积极进行调整，以提高其纺织服装产业的竞争力，中国也因此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竞争压力，竞争对手既有传统的纺织服装强国，又有新兴的纺织服装出口国。而侵犯知识产权的阴影无异于是对我国纺织行业的雪上加霜。

　　其次，在知识产权执法愈加严厉的背景下，涉及知识产权纠纷的代工企业蒙受了严重损失，而且危及到了生存基础与长远发展的前景。我国纺织代工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是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侵权的品牌和技术也多属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企业。作为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主要受益者和推动者，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机构和市场主体势必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侵权企业进行严厉处罚和持续关注，甚至出具禁止贸易黑名单等极端方式。对于严重依赖代工出口的许多中小纺织企业，一旦涉及其中，几乎就是灭顶之灾，从而失去了通过原始积累和产业升级逐步成长壮大的正常发展路径。

　　再次，大量的知识产权纠纷提供了实施非常规贸易壁垒的口实，对我国纺织业出口酿成了新型障碍。事实上，配额制取消后，纺织品贸易并未真正实现市场自由化，取而代之的是劳工标准、特别保障措施、绿色壁垒、环境壁垒、技术壁垒等一系列新形式的贸易限制措施。由于缺乏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发达国家和地区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地位，一直处心积虑地给纺织业进口设置“合理”障碍。在WTO自由贸易体制下，知识产权保护就成为一个唐而皇之的理由。知识产权作为人类智力成果，具有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是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基石。因此，侵犯知识产权也就成为获得国际共识的犯罪行为，成为发达国家阻止纺织品进口的合理口实。

　　最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破坏了我国纺织业的自主创新之路，可能导致我们错失技术化、品牌化的升级机遇。在信息产业的推动下，现代纺织工业正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新的纺织生产工艺、技术等层出不穷。这种趋势在发达国家更为明显，当前“过程应用计算机化、纺织机械机电一体化、纺织技术复合化、印染后整理技术现代化、纺织产品高科技化”是国际纺织技术的发展趋势。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利用其在技术上的优势，逐渐把纺织业改造成为技术密集型产业，重新夺回在纺织品市场上的份额。与此同时，在先进的专利技术和知名的商标支撑下，发达国家纺织业的对外输出已经从产品输出、资本输出发展到品牌输出的新阶段，通过控制品牌来控制国际纺织服装业的中高端市场。而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在获得短期不法利益的同时，却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示范效应，破坏行业整体的自主创新、自主品牌的发展规划，并被剥夺通过合法代工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经验和品牌价值的机会，从而停滞产业升级发展的速度。

　　二、知识产权纠纷的具体形式及其法律解决

　　从历史经验来看，跨国代工纺织企业遭遇的知识产权纠纷主要涉及商标权和专利权两类。以下分别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1．代工产品商标侵权认定及其处置措施的政策建议

　　侵犯注册商标是国际公认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其形式性认定标准较为统一。如我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就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一）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二)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

　　跨国代工业务模式的基本法律关系就是委托人将拥有的商标权授权许可给受托人，由受托人进行贴牌生产。因此，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也就成为我国纺织品国际代工纠纷中的常见问题。据欧盟委员会统计，仅2006年，欧盟25国共查获37300个出口到欧洲市场的纺织品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例，涉及1.28亿件商品，其中79%来自中国；在所有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纺织品位列第三，总计1450万件，其中63%来自中国；这其中伪造和假冒商标和版权问题占到98%，侵犯设计和款式专利权的占1%。但如此严重的商标侵权问题，不一定能说明我国代工企业具有侵犯的主观情结。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就曾在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同主办的政策决策者知识产权研讨班上指出，我国企业在海外遭受知识产权侵权指控案件大幅增加，许多与境外犯罪集团有关。中国企业一般都是按照外来订单要求加工产品。，不注意他们的产品最终会被贴上什么牌子推向市场，也不注意被要求使用的技术是否侵权。这样造成的侵权事实，却要中国企业背黑锅。因此，有学者就主张，对代工生产模式下所产生的商标侵权、产品质量责任等法律问题，商标侵权不应由受托方承担责任，产品质量责任问题，消费者有权直接请求产品上的被标注者承担赔偿责任，而无需考虑其他因素。但是，这种绝对化的主张是难以获得国际社会接受的，商标侵权纠纷还是应该以侵权行为基本构成要件为出发点，进行个案的具体分析。

　　就侵权法的一般理论来说，侵权行为要求有主观构成要件，即所谓的过错要件，行为人是否有过错直接关系到对其行为性质的认定。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损害他人民事权利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该结果发生的，为故意。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损害他人的民事权利但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虽然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结果导致他人的民事权利受到损害的，为过失。衡量行为人是否有过失，应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等多种因素综合进行确定。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