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最核心的是要尽快建立棉花的最低收购保护价，并充分利用WTO框架下允许的扶持政策。”杜珉认为，除了目前的棉花“良种补贴”、“节水灌溉”、“高产创建”等绿箱政策(Green Box Policies)以外，我们还应该充分利用中国加入WTO时争取到的“8.5%的微量允许”的黄箱政策(Amber Policies)，即综合支持量不超过该产品上一年度生产总值的8.5%的补贴政策。

　　“按照这个政策测算，每年中国可以对棉农有50亿—60亿元的补贴额。”她说，“但很遗憾，入世以来，中国始终没有实施这一本来可以利用的政策。”

　　凌晨6点，田野还笼罩在寒雾里，天边翻出一点鱼肚白。刘武义早早起床，开始收拾那辆破旧的三轮车，将砖头、蜂窝煤炉、一片变形的木板和一盆卤好的茶鸡蛋装上，最后，他提起头天批发来的一箱矿泉水和一箱瓶装绿茶，狠狠扔到拥挤的三轮车上。

　　49岁的刘武义看上去像69岁的样子，背有些佝偻，皱纹爬满了额头。今天是2009年最后一天，但他还不能休息，患糖尿病的老婆每天都等着他去离家5公里的县城卖些钱来买药吃，儿子在郑州上中专，也要等着他赚学费。

　　7点钟，刘武义匆忙喝了碗老婆熬好的小米粥，骑上三轮出门。冬天的早晨格外冷，风吹过来，他打了个哆嗦，把头往棉衣里缩了缩。

　　骑到村口，他看了眼自家那5亩麦地，虽然绿绿的麦苗给寒冷的冬天增添了几分生机，但他心情还是很沉重。最近，他听说棉花价格涨得越来越高，现在已经到一斤子棉3.7元，而今年这5亩良田他没有种一棵棉花，这让他很郁闷。

　　“不过，我明年还不打算种棉花。”缓过劲的刘武义对记者说，“虽然今年棉价这么高，但是扣除了涨得更高的种植成本，最后落到口袋里的钱也剩不下几个。”

　　顿了顿，他又补充说：“况且，谁又知道明年棉价又怎么样呢？”

　　刘武义的家在河南省东部周口地区扶沟县城的城郊。扶沟是中国十大植棉县之一，在他记忆里，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大人们在田里侍弄棉花，这么多年来，棉花给他留下的是很多温暖的记忆——不仅是在冬天给他带来温暖。但他现在一想起棉花就有些黯然，由于不种棉花了，家里少了经济收入，他不得不起早贪黑做起了卖茶鸡蛋的小买卖。

　　向更远处望去，满眼都是麦田。从今年麦田的播种看，几乎都没有给春天套种棉花留出间距。2009年，他们村子里就几乎没有几户种棉花，他和村民们聊天，很多人第二年仍不会种。

　　2009年，扶沟县的植棉面积大幅度下降，虽然没有公布准确的数据，但据当地最大的棉花企业中方集团一位高管在2009年9月份估计，全县大概只有19万亩，不到2008年的一半。但记者采访的不少棉农称，根本没有这么多——因为他们身边种棉花的比去年少的可不止一半。

　　扶沟正在发生的故事只是全球化背景下整个中国植棉业走上穷途的一个缩影。根据国家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室主任杜珉研究员向《商务周刊》透露的数据，2009年，中国棉花种植面积较上年减少了800多万亩，减幅在10%以上，其中黄河流域和新疆棉区减幅更高。

　　入世8年后，像刘武义一样，中国大部分棉农成了全球化产业链条上最大的受害者。

　　温暖的旧棉花

　　每天，刘武义要骑一个多小时的车到扶沟县城，选择一处热闹的路边，用砖头和木板搭个简易的摊位，开始自己一天的生意。明天就是2010年了，这个豫东小县城与往常没什么两样，拉出租的、蹬三轮车的和街边卖胡辣汤的依然忙碌，没人在意今天是什么日子。

　　“和我聊聊棉花吧。”记者站在刘武义的摊位前。

　　“咿，棉花有啥可聊的。”他伸出那双皲裂的大手向我摇摆，浓重的河南话里露出不以为然的意思。

　　好长时间没人来光顾生意，刘武义很无奈，于是终于聊起了棉花。在他的话里，棉花是那么神奇的植物，美妙而温暖。

　　“这么些年，棉花养活了我们一代代人，盖房子、娶媳妇、养孩子，还有油盐酱醋，都是靠了卖棉花的钱。”他说，自己对于棉花那种特别的感情，对于别人是难以言表的。

　　棉花从播种到收获，那是多么美好的过程！从每年3月份开始，精心挑选种子，施肥，旋耕土地，打钵育苗。当嫩绿的小棉苗移栽到田里时，刘武义内心也开始充满了希望。

　　棉株一天天成长起来，伸出更多的枝叶，越来越茁壮。每天刘武义都到棉田里忙碌，整枝掐叶，除草灭虫，浇水灌溉。汗水落在肥沃的棉田里，虽然辛苦，但转眼到了花期，朵朵白色、粉色的花朵在风中摇曳，煞是好看。等花落了，棉桃也就长出来了，大约两个月后，第一个棉桃开始吐絮进入花铃期——不久，雪白的棉花就可以收获了。收获的季节是在秋天。每次摸到一朵朵柔软的棉花，刘武义总感到无比温暖。除了卖给棉花加工厂或者棉花贩子们，他每年总会留一些棉花，让老婆套床新被子或者缝件棉袄给自己或家人，一起体会新棉花那特有的柔软。

　　棉花是扶沟县域经济的支柱。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有着棉花种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地农民有100多年的种棉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棉花也给这里带来了无数的荣誉。已经退休两年的扶沟县棉花办公室主任王长安向《商务周刊》回忆，扶沟的棉花在纤维质量、色泽、棉结等指标上都很优秀，1985年，国家确定扶沟为优质棉基地县。1990年代初期，扶沟县的棉花种植面积达到高峰，全县耕地总面积110万亩，高峰期植棉面积高达80多万亩。并连续7年突破1亿斤皮棉的大关。

　　“多年来，扶沟一直稳居全国十大产棉县前列，棉花成为扶沟的骄傲。”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省棉花学会副会长房卫平经常到扶沟进行调研，他回忆，那时候，全县的农田几乎种植的都是棉花，每到收获季节，扶沟全县数十万棉农都劳动在白花花的棉田里，采摘下来的棉花堆成山。随后的收购季，公路上运输棉花的车辆排成长队，赶来收购棉花的经纪人多得如蚂蚁，各乡镇大小棉花加工厂也都加班加点，加工好的皮棉打包后就被纺纱厂买走，纺成柔软的棉纱线，供应全国乃至全球的市场。

　　在那火热的年代，每年在3月15日打钵育苗前一周，县里都要召开棉花大会，县领导们反复宣讲棉花对于扶沟的重要意义，然后分头下乡督促棉花种植。那时，县里有棉花协会，各个乡镇也都有棉办和棉花协会，全县的工作似乎都在围着棉花转。

　　用脚投票的棉农

　　也许，刘武义从来没有思考过，一朵天底下最柔软的棉花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代表了什么。他也记不清楚从哪年开始，棉花的价格变得飘忽不定，似乎有种看不到的力量在左右着棉价，逐渐瓦解了他们对于棉花的信心和虔诚。他明显感觉到，这些年来种子、化肥和农药越来越贵，周围的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再侍弄这种世代养活他们的锦葵目木槿亚科灌木了，人们宁可出去打工或者改种大豆、玉米和瓜果蔬菜。

　　对刘武义植棉信心的彻底打击是在2008年。这一年，华尔街掀起全球金融危机，“蝴蝶的翅膀”也波及到了远在中国豫东的这个植棉大县。《农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写到：“2008年在棉花生产期间，由于农资价格的大幅上涨，植棉现金成本增加了12.4%。在棉花收购期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棉纺织品及服装出口受阻，内销不畅，棉花消费疲软，棉价持续下跌，调查农户植棉现金收入下降30.5%。如果计入家庭用工成本，2008年农户每亩植棉收益为141元，比去年下降68.6%。据河南省棉区调查，2008年棉花生产仅化肥投入比2007年和2006年分别增长了69.9%和103.9%。同期子棉收购价格同比下降了17.6%和8.2%。由于年度内成本上涨，价格下跌，农户种植棉花严重亏损，棉花生产积极性受挫。”

　　由于农资价格上涨幅度更大，河南棉农遭遇的打击也最为惨重。“先是上半年种棉花的时候，种子、化肥、农药的总价格平均大涨了四成，等到下半年收棉花的时候，虽然当年产量还不错，但新棉上市不久，棉价就一路下滑，最低时一斤子棉只有2元钱。”刘武义说，“按这个价格，不但一年的劳动白费，算下来还赔钱。”

　　即使这么低的价格，往年活跃乡间地头的棉花贩子和棉花加工厂也不愿意问津。很长时间，成堆成堆的棉花就堆在院子里，棉农们都懒得看上一眼，有的棉农干脆就没有心思把棉花采摘下来，任其挂在枝条上风吹雨打。

　　到春节前，有些棉农还是不愿意赔本出售，但大部分棉农过年等着钱用，不得不忍痛处理了自己所有的希望。刘武义就属于后者。这一年的春节，棉花带给他们的是无尽的灰心。

棉农们开始选择用脚投票，和很多同样多年靠植棉为生的村民一样，刘武义决定来年不再种棉花。2009年，扶沟这个曾经的全国十大产棉县植棉面积严重下滑。“路边很少能看到大片的棉田了。”房卫平说。

　　记者2009年12月29日坐一辆快散架的金龙客车从省城郑州到扶沟，虽然已经过了收摘季节，但一路上几乎看不到堆在路边的棉秆。

　　曹里乡杜家村距离扶沟县城17公里，这个普通的豫东小村人口1309人，耕地2300亩，往年几乎全部种棉花，全村也是人人都会种棉花。

　　“2009年，全村棉花种植面积几乎为零。”从村支书位上退下来一年多的杜同喜告诉《商务周刊》，他家有10亩土地，2009年也没有种一亩棉花。同样的，他2010年依然不准备种棉花。

　　杜同喜担任杜家村党支部书记已经17年了，看起来微胖，有着一张古铜色脸庞，如今掌管着村里的一家“富强棉花加工厂”。

　　由于没有棉花可忙，2009年9月，杜家村很多村民都到新疆去采摘棉花了，这在往年是不可想象的。杜同喜回忆，以前县里组织村民到新疆劳务输出，杜家村需要出6名劳动力，他到各家做工作，答应给出路费，还给补贴，村里都没人愿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