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400年前，英国哲学家培根就响亮地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这一经典的哲学思想深刻启迪和影响了近现代工业与科技革命的进程。今天，人类正在加速步入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知识的创造、学习和运用也越来越成为影响世界各国发展进程的主导力量。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执著的努力，加速积累起丰厚的知识资产和人力资本，并把它们充分运用到提高综合国力和市场竞争力之中，从而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掌握更大的主动权，赢得更多的尊严。

    一、知识竞争是当今国际竞争的焦点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其对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对于知识和高素质人才的关注也从企业层面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认为，若干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经济增长表明，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不到30%，知识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发挥了主要作用。进入21世纪以后，基于知识应用和开发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将越来越取决于先导性知识的掌握和运用。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加剧而不是削弱了这种以知识为核心的竞争态势。尽管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流动变得越来越频繁，但这种流动实际上都是有条件的，或者说流动的过程总是由很多游戏规则支配着的，那种将知识能力的增强寄托于他人的愿望是不切实际的。从过去的关贸总协定到今天的WTO，真正有变化的不是投资和贸易的自由化，而是将国际贸易与知识产权直接挂钩。在这一全新的国际竞争格局下，跨国界的投资及产业分工日益普遍。对于一国经济来说最重要的将不再是生产规模，而是赢利能力；对产业分工地位起决定性影响的不是物质资产，而是知识资产。国际著名的竞争力大师德鲁克就此认为，在未来的经济格局中，人们最关注的将不是资本，而是知识。

    事实上，发达国家在知识资产方面的积累远远走在世界前列。目前全球86%的研发投入、90%的研发活动以及95%的研究发明专利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全球6万个跨国公司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的，其获得的专利和技术许可费占到全球的98%。正是凭借在知识方面的巨大优势，发达国家牢牢占据着众多产业链条的高端，攫取产业的大部分利润，主导着产业发展的方向与路径。对于后发国家来说，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掌握新的科技知识和优秀人才，就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握未来竞争的主动权。

    二、投资知识就是投资未来

    我们在研究后发国家后来居上的发展路径时，总是不能不提到日本。作为一个国土面积小、自然资源贫乏、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日本何以能够在二战之后迅速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归根结底就在于知识和人才的作用。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政府就对国民教育投入非常大的力量，并且在提升国家科技实力上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国家意志。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但由于其整体技术实力已跃居世界前列，因而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产业转型和经济模式的变革。一位日本政治家认为，即使再发生一场战争，把日本变成一片废墟，只要还有高素质的日本国民和先进的科技实力，50年后日本还将是世界经济强国。

这种底气正是建立在长期对知识的重视和投资之上，建立在对国家发展规律的认识之上。
    在这次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中，许多国家都出台了一系列应对危机的重大举措。可以看到，这些举措不只是满足于解一时之困，而是着眼长远，把打造未来的竞争力作为优先选择。以美国为例，奥巴马政府庞大的经济刺激方案，具有浓厚的科技色彩，即使是一些基建项目也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通过加大对教育、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基础设施投入提升美国长期竞争力的意图尤其明显。奥巴马在全美科学家年会上明确提出，新政府将着力提高美国竞争力。对美国的繁荣、安全、健康和环境而言，科学现在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重要，正在蔓延的经济危机不能成为缩减科学投入的借口。

    受到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欧盟也不例外。他们继续致力于增加研发、创新和教育投资，2009年各重大研发计划预算均有较大增长，如欧盟竞争力与创新计划预算比上年增长22%。此外，欧盟明确提出加快转向低碳经济，计划启动“绿色汽车”、“低能耗建筑”、“未来工厂”三大行动，大力发展低碳、绿色技术；在2013年之前，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保持欧盟在“绿色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加快建设更加开放、统一的“欧洲研究区”，实现科技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全面提升欧盟科技竞争力；推动知识与技术的快速扩散和应用，如制定宽带战略，加快高速网络的升级和扩展。

    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党中央明确提出依靠科技支撑应对金融危机。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坚实的科学基础和有力的技术支撑，更加迫切地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不懈进行创造性实践，以更好地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我国科学技术跨越式发展。”温家宝总理也反复强调：“知识和科技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克服经济困难的根本力量。在应对这场金融危机中，我们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扩内需、保增长的政策措施，但更要重视知识和科技的力量。这更带有根本性和长远意义，是我们的信心和力量所在。”国务院专门制定了依靠科技支撑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具体行动，包括加快启动重大科技专项、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推进企业技术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科技人员进入企业服务基层、建设科技人才队伍等。同时，继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颁布实施后，《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将相继制定和实施。

    三、投资知识是实现经济转型的战略之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8年我国GDP总量已位列世界第三位，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也已突破3000美元，钢铁、水泥、服装、电视机、手机等100多种重要商品的产量高居全球第一位。这些数字都表明，我们已经拥有了强大的资源转化能力。与过去长期的短缺型经济相比，这种变化是历史性的，我们完全有理由为此而骄傲。但是，经济发展的内涵不仅包括速度和规模，还应当包括结构、质量、效率、可持续性以及国民福利的提高等。对于我国来说，目前强大的资源转化能力与实际收益并不完全相称。比如，2008年我国纺织品贸易已占到全球的70%，但大部分纺织企业主要依靠数量扩张和低价格竞争，全行业平均利润率只有0.62%。几年前我国一位著名计算机生产企业的负责人说过，我们卖一台电脑，只能赚一捆大葱的钱，主要原因就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芯片和操作系统都是别人的。

无论是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我国大多处在国际产业分工的末端，大而不强，缺乏内生的增长动力。
    总体来看，当前我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自身存在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比如，在投资和消费关系上，我国一直保持很高的投资率，但国内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率却没有同步增长，主要依赖投资扩张的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2008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高达2.56万亿美元，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外贸易依存度虽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60%左右，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国际市场的弊端已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显露无遗。我国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仅为40%左右，就业比重仅占30%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低收入国家。此外，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还表现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呈现加剧态势。

    中央已经明确提出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要推动国民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唯其如此，危机之后的中国经济才能实现结构更优、质量和效率更高、国际竞争力更强。结构调整不可能依靠生产性投资和一般的规模扩张得到完成，必须有赖于知识的力量。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社会各方面调整结构的动力明显不足。而在今天，外部市场的急剧变化已为我们下决心进行结构调整提供了“倒逼机制”。以科技、教育等为核心的知识性投资不应当是配角，而要优先于生产性投资。如果没有强大的知识能力，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再快、规模再大，也无法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无法走上持续健康的发展轨道。

    因此，我们需要有进一步扩大和优化知识性投资的胆识和远见，需要有这种面向未来的勇气和责任感。知识性投资的重点应当包括：加强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如重大科学工程、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科技普及场馆及设备等，大幅度提高科技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集中力量突破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技术，积极抢占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加强人力资本建设，积极投资教育和人才培养，积极参与国际科技人才竞争；加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引导和鼓励更多的企业走创新发展之路，促进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加强科技创业辅导，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创业氛围，支持更多的科技人员进入企业和市场创新创业。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的不是财富，而是创造和维护财富的力量。1820年的中国是世界第一富国，国内生产总值比欧洲中心5国的总和还要多，但20年后便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惨败，由此揭开了近代百年屈辱的历史。1894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远超日本，但甲午之战却成为中华民族至今挥之不去的阴影。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中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