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国标，化学纤维工程技术专家，现为国务院国资委专家，曾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等职。是我国化纤工程技术、生产运行和工业发展方面的主要奠基者、开拓者和技术带头人之一。曾先后在我国最早建设的保定、南京、兰州化纤厂任副总工程师，曾在仪征化纤联合厂任总工程师。1993年被联合国工发组织授予注册的高级化纤专家资格。1994年被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从贫穷落后向富裕和强大迈进的30年，也是一代又一代建设者用心血和汗水成就理想的30年。”我对此感受很深。
　　谈到改革开放，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化纤事业的艰难起步，特别是仪征化纤上马和下马的一波三折。
　　1978年，为了加速国家的经济建设和解决国内压力巨大的穿衣吃饭等民生问题，作为国家重点项目的仪征化纤正式筹备建设，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经党中央批准的22个重点引进项目之一，也是我国乃至世界的特大型化纤企业。我当时被任命为仪征化纤工程的副总指挥兼总工程师，负责这个重大工程的对外谈判、设计审查、工艺和生产准备工作。可是，当时国家刚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家底很薄，要完成这么大的工程首先遇到的是经济上的困难，由于国力不济，工程曾面临着下马的命运。当时主抓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召集国务院相关部委的领导和专家开会商量，我和纺织部副部长王瑞庭等有关人员提出建议：“项目不能取消，合同也不可能废除，可采取分期建设的办法。”部领导委派我会同外贸部的代表一起去德国会谈，终于达成了分期交付设备，分期付款和分两期建成的协议，使仪征化纤工程得以顺利地开展。在对外谈判工作中，我们始终牢记周总理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对外方针，每一项谈判都要货比三家，比较技术的先进性、可靠性，比较设备的性能，比较供货商的价格和技术服务条件。在仪征化纤成套设备供应等谈判中，货比几家以后，最后谈定的成套项目为国家节约了2000多万美元。对仪化的抽丝设备，只进口两套生产线，其余绝大部分都由国内自制，效果很好。
　　回想起当初与外商谈判时的艰辛，也是难与外人道的。在别人看来，我们每天西装革履，出入于高级酒店，很是风光。而这背后的情景，我夫人至今还会对人提起。当时我们刚到北京，一家四口人挤在招待所一间15平方米的房里。我每天晚上都要查看相关技术材料，编写谈判提纲、合同草稿，准备第二天的谈判，实在没有地方可供加班，就把招待所的厕所当成了自己加班的办公室。每天晚上到家后脱去西装，换上汗衫，把自己和一大堆资料反锁在厕所里面，工作到半夜三更，这种情况持续了半年。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在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同志都是以这种状态来工作的。比如我们的老部长钱之光同志、主管化纤的副部长焦善民、李正光、王瑞庭等同志，在这些老领导的言传身教下，当时纺织部化纤项目建设办公室的所有同志都是不计名利、不提条件地勤恳工作。
　　谈到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功绩，我认为数据能充分地说明问题。1980年，中国化纤产量45万吨，仅占世界总产量的3.3％；1990年达到165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9.3％；2000年，我国化纤产量694万吨，占到世界总产量的24％，跃居世界首位；到去年，中国化纤产量占世界总产量已经超过了50％，我国成为不可替代的化纤生产大国。
　　还可以换一种说法，从改革开放的１９７８年开始计算，我国化纤的产量是以每10年翻两番的速度发展。看到今天中国的发展，我们觉得自己年轻时的艰难困苦实在算不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