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的经济形势，有相当多的问题是我们改革开放20多年都从未遇到过的。所以，目前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差别也相当大。首先的问题是2004年中国会不会发生通货膨胀。”3月20日下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4年年会的预备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刘世锦开门见山地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在场的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知名学者、国际组织官员和著名企业家。
　　CPI分析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在会上指出，关于中国在2004年会不会出现通货膨胀，要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变化。我国的CPI从2001年11月开始负增长，一直延续到2002年全年，持续了14个月。但2003年，CPI很重要的一点变化就是由负转正。而且在第四季度，CPI从1-3季度的平均增长0.7%，开始迅速上扬：10月份增长变为1.8%，11月份则一下子抬升到3.0%，12月份是3.2%。“而2003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平稳的，只增长了1.2%。”姚景源说，“2004年会不会发生通货膨胀的疑问也由此而来。”
　　去年消费品尤其是粮食的价格为什么会迅速上涨？姚景源认为，主要因为2003年我国的粮食价格和总产量双下降。2003年全国的粮食产量从1997年的1万亿斤下降到8613亿斤，减产5.8%，所以当年的粮食缺口比较大。而且我们现在的粮食价格仍然还低于1996-1998年的平均水平。
　　而另一方面，我国去年的工业行业上游产品的价格涨幅明显高于下游产品。比如说钢材，始终以两位数的速度在增长。
　　由此带来的影响是，如果上游产品价格的涨势能够顺畅传递到消费领域，也势必会引起全面的物价上涨，从而出现通货膨胀。
　　如去年的家电、汽车、造船等下游产业与钢铁厂之间的价格之争，尤其是最近市场传出的电视机要提价的传闻，更是加深了这种判断。
　　通胀可能性很少
　　但姚景源认为粮食价格的上涨是没有可持续性的。因为粮食是本期产量决定本期价格，但本期价格会决定下期产量。所以从规律上看，它已经在发生作用了——今年，在政府支持和市场拉动两方面力量拉动下，预计春播面积将增加2000万亩。
　　同时，现在市场上的蔬菜和水果价格已经开始回落。而据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介绍，2004年12月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表现在物价上升了3.2%，但是今年的物价已经降到2.3%。
　　对于工业产品，姚景源称2003年工业消费品的价格实际上始终是在持续下跌。那么今年上游产品的高涨幅能不能顺畅传递到下游？“我觉得难度也是很大，因为它要受到最终消费需求的制约。”姚说，“以钢材价格的上涨为例，它能不能通过汽车，最后传导到我们的消费领域呢？我觉得传导不过来，因为我们现在汽车尽管是消费热点，但已经呈现出供给大于需求的局面。”
　　“还有比如说电视机，去年年底的时候，一些媒体说今年电视机将会涨价15%-30%，我觉得我要对消费者负责，我当时对媒体就讲了，这是不可能的。中国现在的电视机产量达到了5000多万台，占了世界的三分之一，我们城市每百个家庭拥有130台彩电，农村每百个家庭拥有68台彩电，市场空间已经不是很大了。”
　　“更何况我们现在要兑现我们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我们要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水平，明年我们还要求进一步取消配额许可证。”姚说，“所以这种传递是不可能顺畅的。”
　　担心缘于投资过热
　　产生通货膨胀担心的背后，是缘于投资的过热。在21日大会正式开幕式上，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坦承：“投资规模偏大，部分行业过度的投资和低水平的扩张现象比较严重。能源、运输和原材料的供求关系偏紧，粮食减产，部分商品价格上涨。”
　　而这种投资过热是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这样一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上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列举了一串数据：现在每增加1亿元的GDP需要的投资高达5亿元，而在“六五”、“七五”时期，投资两元就可以增加一元的GDP；去年我国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约合50亿吨，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约为世界消耗量的7.4%、31%、30%、37%、25%和40%，而创造的GDP却只相当于世界总量的大约4%。
　　“不转变不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要说难以维持9.1%的增长速度，即使保持7%的速度也有相当大的难度。处理不好，甚至会引发经济的大起大落。”马凯说。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许小年介绍，克鲁德在1994年就指出，“亚洲的奇迹”并没有什么奇迹，说穿了，就是一条高储蓄、高投资的路子。日本经济起飞的时候，也是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拉动经济起飞，和中国经济起飞的轨迹类似。但最近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出现了加速上升的趋势，到现在还没有看到稳定的迹象。而韩国经验证明，虽然可以依靠投资来推动经济的增长，但是达到了37%、38%左右就开始下降。“37%、38%在韩国投资占GDP的比重，被证明是一个不可持续、太高的水平，而中国现在已经突破了40%。”
　　此外，美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常年是在16%-17%左右。台湾地区在稳定的状况下，是在20%-30%之间。
　　因为这个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就在于储蓄率的提高是有极限的，投资率的提高也是存在极限的，储蓄率的提高不可能超过100%，投资率的提高也不可能超过100%。单纯依靠储蓄率的提高来维持增长，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必然要中断。能够维持经济不断增长的，靠的是创新。在我们这样的转型经济当中，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同样重要的。甚至制度创新要重于技术创新。
　　制度创新的核心是要定义和保护以产权为中心的法律体系，要有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要有独立和以法制为基础的市场监管，要有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和政府治理机制。
　　谁在博弈？
　　曾培炎介绍，中国已经和正在采取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努力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保持人民币在合理水平上基本稳定，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
　　而针对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赵希正提出的如何处理资源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时，马凯认为，一方面要看到资源对经济增长是提供一种支撑作用，但资源对经济增长也存在着制约作用，它会反过来也要制约着经济增长的速度、方式以及经济增长的结构。
　　“目前包括各级政府、企业界对这个问题看得比较重，老说我的经济要高速发展，你的资源就得给我保证。电力去年增长了15.5%，超历史水平了。”马凯说，“但是他还是会不满足的，你为什么不能给我提供20%的电力增长？”
　　“所以不看到后一方面，敞开口子去发展的话，资源怎么也无法保证。所以还要反过来通过资源来平衡经济增长速度，现在的资源能保证7%，你就增长7%，就不要奔着9%去。”马凯举例说明，“我觉得一些老农民都懂得结构调整的问题：风调雨顺、水资源多时，那我种水稻。但一旦天气干旱了，水资源短缺了，就改种旱种作物。但是我们的一些企业、甚至是地方政府明明知道现在资源约束很大，但是还要发展那些高耗能企业。这由于没有看到第二种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
　　而许小年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在转型经济中间的宏观调控时，利益集团的强势使得产业政策扭曲。“现在的宏观调控是在利益集团博弈中间进行政策的制定，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由政府来进行决策。”许小年介绍，“近几年我们看到利益集团对政府的宏观政策、对政府的影响越来越大。当然这在市场化的进程当中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利益集团的博弈要规范化和制度化，要透明化。要让它在法制的框架里，要让它在规范的框架里面来进行利益集团的博弈。”
　　姚景源也在证明着这一点：“去年的物价涨跌的特点是，凡是完全有市场竞争的商品，基本上属于降势。凡是垄断的产品和政府干预得过多的，则是处于一种上升的状态。”
　　“现在急需将政策制定过程放到一个制度化和规范化，一个透明的过程中来制定。比如说实行政策听证会，比如说提高政策制定部门和监管部门的独立性，行政和监管部门分立等等这些，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问题。”许小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