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与这些国家(如越南和亚洲其他较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顺差变化，亦可看出端倪：对越南出口的中间产品，中国的顺差越来越大，越南是逆差。同时，越南对美国和欧洲出口的最终产品的顺差越来越大，南亚、东亚的不发达国家亦存在类似现象。
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高级经济学家王直看来，这样的转移尚未完全结束，发达国家仍把中国作为中等技术和高技术的产品最终生产国。
即使FDI同比有所下降，也并不意味着短期内中国竞争力的失去。
青岛市一位外资企业人士介绍说，有的中国企业家冲着劳动力便宜，将企业转移到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拿到订单以后发现了问题：由于产业链不配套，许多配件仍需从青岛进口，劳动力之外的成本增加不少。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中方秘书处常务副秘书长许宁宁相信，最近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个别企业将生产转移到一些东盟国家，但这只是少数企业的选择，而不是普遍现象。
“中国的优势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替代的。第一，中国是单一的大市场，拥有13亿人口创造的消费能力;第二，中国的配套工业强;第三，虽然一些东部地区存在劳工紧张的问题，但在中西部地区还有一定的空间。”许宁宁介绍说。
部分受访的外资企业人士认为，消费市场、供应链优势等将会使一些外资企业留守中国。
埃森哲战略咨询全球策略负责人斯贝尔曼(Mark Spelman)认为，虽然短期内有波动，但中国吸引外资还会保持上升的趋势，只是情况正变得越来越复杂。他注意到新兴市场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正在上升。
在斯贝尔曼看来，企业在考虑投资地点时，供应链、劳动力成本、消费市场等因素都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不同国家的市场具有不同的特点与结构，利用不同市场的优势，构建全球生产、销售网络更为重要，这使得我们不能简单地谈论“制造业回归”。
中国空间仍大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快速发展之后，一些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延缓了外资在中国扩张的步伐，一旦政策放宽，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空间巨大。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建设资金严重短缺，当时利用外资政策的首要目的是引进资金。经过30多年发展，对利用外资认识的分歧却越来越大，坚持利用外资的与坚持外资威胁论的各执一词。
为平息内部争论和外资企业的抱怨，2010年4月6日国务院发布名为《关于进一步做好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的9号文件。9号文件体现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类型企业在中国的运营、生产的产品一视同仁，实行国民待遇的思路。
文件共有20条措施，包括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扩大开放领域;鼓励外资以并购方式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等。
这并未打消部分外资企业的疑虑，有外企对于当年12月完成的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甚至“感到失望”，一些看似重大的修改，实际上的内容并未变化，有的还收紧了准入条件。
“所有外资项目都需要审批，无论是鼓励类的，还是限制类，根据投资额大小和按照行业不同，有的项目由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审批，有的是地方政府审批。”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介绍说。
比如在房地产领域，中国并不限制外资进入，按照规定，地方政府没有权力批准，房地产领域外商投资必须经过商务部备案，备案以后才能办理外汇手续。上述人士介绍说，这样的备案与审批无异，商务部可以利用备案时间，调控外资项目上马的节奏。
在外资审批改革问题上，商务部近年简化了审批程序和下放了审批权。近年中国已取消和简化5类审批，把25大类审批权下放给地方。去年开始研究在线审批和合同格式化审批等新方式。
过多过严的外资项目审批，常让一些初来乍到的外资企业无所适从。目前外资项目审批涉及发改委、商务、国土资源、财税、外汇管理等众多部门，“一个外资项目盖100多个章是很正常的事”。
除了市场准入环节，中国在市场开放上亦有较大政策空间。
“比如基础电信，十年前加入WTO的时候就写明外资可以做，只是外资不能控股，但是十年过去了，让外资做基础电信吗?让民营资本做吗?最多做一些信息增值服务，上游根本不可能进入。”上述人士介绍说。
目前中国外资企业以“绿地投资”为主，并购投资相对较少。并购投资管理更为严格，如并购对象是国有企业，则涉及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如是民营企业，则涉及知名品牌转让问题。
实际上，经过多年的招商引资，外资具有优势的投资项目在中国的布局都已形成，因此本身投资的空间有所收窄。
因此一些官学两界人士呼吁，出台利用外资新政策，引导外资流向，并促进中国产业升级。同时，应尽快界定政府管理边界，改革政府的管理方式，除了涉及市场垄断、产业安全等必须由政府审批，该放手的可以放手。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狄安华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提出：“中国还需要在投资审批与行政管理上继续完善制度，并逐步放松市场准入，从而更多地释放投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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