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宏观处处长谭炳才认为，与劳动强度不成正比的低廉工资，对农民工越来越没有吸引力，是导致“招工难”最直接的原因。比如在服装制造行业，从表面上看，订单回升是此次招工难的导火索，但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根据知名人口学家蔡昉的测算，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就将结束。到2013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不再增长，之后就是负增长。2013年将是一个极具标志性的转折点。由于人口红利即将走到尽头，中国目前已经出现劳动力短缺、工资成本上涨的现象。劳动力人口减少，导致中国劳工成本上涨，近年来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遭遇招工难题，不得不连续提高员工工资。
由于人口红利渐渐消失，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劳动者在与企业主博弈时的议价能力在变强。企业主表示以前把顾客当上帝，现在还要把工人当上帝。
曾经在曼妮芬做过内衣设计师的李小姐告诉记者，生产内衣比普通服装要复杂得多，一件衣服只需要几道工序而已，一件内衣则需要几十道工序。因此，内衣生产是一个极其依赖工序完整性的产业，许多小型企业一道工序上可能只有一个人在做，一旦这个人走了，整道工序都要停掉。因为一个人而让十几个人停工，哪个工厂承受得起？于是，小型内衣厂的老板要绞尽脑汁想办法提高工资和福利使员工愿意来做工，而且能安心做工，不轻易跳槽离开。另一方面，如果工人想辞工，工厂要求工人在离开前把接替人找好并带其熟悉业务，才肯结算工资，被押1个月至2个月工资的情况很常见。
事实确实如此，业内人士表示，“用工荒”已成为3年来阻碍服装、制鞋等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许多企业不得不考虑将生产线转移至劳动力充足且更便宜的中西部地区或者东南亚国家；还有一些企业采用最新的自动化智能化的设备来缓解用工压力，将利润下滑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同时，重庆、武汉、南昌等二线内陆城市的建设热和快速经济增长也从侧面加剧了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的用工荒。相比生活压力较大的北上广深，许多农民工更愿意去这些地方，因为那儿的薪水有时差不多向上海、广州、深圳看齐，而且离家更近。许多外出打工者发现，原来较为贫穷的内陆省市开始繁荣，所以他们可能不再重返以往的就业单位，而是就近选择离家较近的省市就业。
新生代工人择业观不同
刘师傅是广州的一位出租车司机，现在最让他感到头疼的就是他那刚技校毕业的儿子。“又跳槽了，毕业不到半年换了三个工厂了。”儿子的学校安排的单位每月只发生活费，工资一学期发一次，他只干了两个多月就跑了，嫌加班多，太累，还被主管骂。主管告诉他不到合同期满辞职的话扣下的工资拿不到，他不在乎，说走就走了，回家被我赶了出来，继续找工作。现在已经换第三家了。工资没拿到，还要从家里拿钱。刘师傅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又拿儿子无可奈何。
很多工厂也存在同样的困惑。从河南来的小宋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是个典型的90后，每天早上起床上工都是被组长从被窝里拎起来的，晚上下班后就去网吧打游戏一直到很晚，主管态度不好就受不了不干了。出来半年换了好几份工作，挣的钱只买了一部1000多元的山寨手机便分文不剩。
小宋目前所在的工厂是厚街一家较大的制鞋厂，为国外品牌做代工，对产品质量要求较高，熟手工资在同行业内算是较高的。“这些孩子很难管。”该厂一位负责人向记者诉苦，“培训时不好好学，一上手就出错，骂他几句还不服气，一不高兴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他们也不在乎钱，对他们简直什么招儿都不管用。”
“我国新一代农民工技能培训以及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让他们对工作的期望值升高，这也成为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后还是出现招工难的一大原因。”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所高级经济师叶嘉国在珠三角以及长三角的产业园调研过程中发现，新一代农民工就业出现了新特点，择业观念转变导致制造业企业结构性和局部性缺工现象依旧严重。
“即便最低工资标准不断提高，但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依旧缺乏吸引力。”叶嘉国表示，“劳动强度不能太大，工厂环境要好，有利自身发展……”这些以前在农民工中很少出现的要求已经成为不少新一代农民工找工标准。此外，现行政策缺乏对在岗农民工技能提升的支持，他们从业工种简单、容易被取代，转移农村劳动力“流动性”大、就业稳定性差等问题突出。
即便是学历水平较高的80后、90后，也不再像父辈那么容易满足。维护自身的权利意识较强、工作耐受力低，换工作如换衣服。并且新生代求职者对企业品牌和发展前景更加重视，去年11月，佛山市顺德区政府组织了100多家企业到北京开展高层次人才交流会，招揽高层次人才，许多岗位的年薪过10万元，有的甚至达到四五十万元。美的等知名大企业明显更受求职者青睐。顺德爱斯达服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樊友斌表示，与一家服装加工厂相比，求职者更倾向于选择一家品牌服装企业。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教授丁力表示，企业小规模低水平扩张，肯定无法为工人提供足够的职业技能培训和晋升通道，“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90后’，更乐于选择一份有技术含量的工作甚而成为白领，对在城市生活有更多的期望。而那些小型工厂，根本无法提供这些，招工难很正常。”
人工成本压力导致裁员
近几年来，我国企业用工成本呈现出持续、较大幅度的上升趋势。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薪酬结构大多为固定工资外加一部分加班费，相当部分企业把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固定工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这部分企业影响较大。
广东的最低工资标准在全国排在前列，目前广东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500元，位居全国之首。近日有消息称，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有望从1300元提至1470元或以上。
“如果按用工成本占企业成本的三分之一，最低工资标准提高10%，企业用工成本就得至少提高3%，同时考虑社保等费用的缴交，企业的用工成本预计提高5%。而一般制造业企业利润率很少超过10%，如果一下子把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很多，企业会承受不了。”深圳一家电子厂的老板梁先生表示，劳动力成本提高的确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转型升级，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过多，也会影响就业。
知名宏观经济学家胡释之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说是要帮穷人，实际却是害了穷人，让最需要工作的人没了工作。
比如受玩具出口标准提高的影响，玩具出口占全国玩具出口总额半壁江山的广东玩具产业进入了寒冬。市场需求大幅度下降的同时，人工、租金、原材料等成本却在不断上升。面对如此市场景象，无奈的珠三角玩具厂只能被迫裁员，在夹缝中求生存。大企业由于自身实力雄厚，在经历提价、裁员等一系列挽救措施之后，尚能在市场上勉强维持着。而对于一些能力较弱的小公司，这无疑是雪上加霜，他们大部分也只有选择倒闭。
广州一家玩具厂的老板质疑：“花1300元请一个只能为你创造800元价值的人来为你打工，跟花1300元去购买一个明明价值只有800元的商品是一样的道理。哪个做企业的愿意这么做？我们又不是做慈善。现在人工成本这么高，没办法，(去年)下半年我投了笔钱改造了设备，原来需要40个人，现在只需要20个人了，另外20个人只能再去找工作。虽然一次性投资大一些，算下来还是比较划算。我相信像我这样的工厂不在少数，大家都在减少用工，这样势必会有更多人失业。”
此外，在人工成本上涨的压力下，许多跨国公司也难挡利润下滑不得已关闭或减少在华工厂，造成一部分工人失业。它们的代工环节的成本压力则转嫁给在华代工企业，将后者的利润压到更低。这样的后果无疑是各行各业发展的恶性循环。这些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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