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看过视频的网友感叹说：工业园变成污染重灾区，“你还敢吃舟山的海鲜吗?”
“癌症高发村”
尽管没有官方统计数据，萧山坞里村村民韦东英一直在记录着村庄因患癌症去世的人数数量。韦东英原本从事捕鱼业，十年前她发现江河里死鱼增多，而且水产品都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于是，她开始收集当地污染企业的证据。根据她的记录，坞里村 5 年内已有 70 多人因癌症去世，十年来情况变得越来越糟，最年轻的癌症去世病人只有 25 岁。
村民无法饮用受污染的河水和井水。最终，在村民的抗争下，政府每月两次使用水车向该村供水，但依旧没法满足村民的正常用水需求。
绍兴三江村村民在网上发帖求助称，三江村堪称“绍兴癌症村”，目前已是四面楚歌，东有亚洲第一的古纤道化纤厂，南有高速公路，西有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北有四家大型印染厂。除了工业园区排污行为对周围村庄造成饮水污染外，一些意外事故更是让村民的叫苦不迭。
去年 5 月 8 日，滨海工业园内一家印染厂发生管道爆裂，绍兴新二村一条贯穿全村的三四百米长的河流，瞬间被染成了红色的“血河”，持续了两天才退了颜色。“把脚伸到河里洗洗，回家后脚上就发出一颗一颗的东西。”村庄里一位不愿露脸的村民说，“家里种的菜，倒贴钱我也不吃。”如今，村里的村民，不得不购买从广东、福建等地进来的蔬菜。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近年来也持续关注着纺织名城的污染问题，而他们把目光集中在企业本身。“工业园内企业自身的排污监管漏洞较多，而且即便发现污染，企业为此付出的成本很低，无法形成威慑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晶晶告诉本报记者。
去年 9 月，王晶晶在水污染地图上发现两家为英国知名品牌马莎百货提供面料的纺织厂，分别是位于绍兴一家工业园内的庆茂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及位于萧山临江工业园的庆丰印染有限公司。在实地走访过程中，她发现两家公司频频遭到居民的污染投诉，却并无明显改善。
“庆丰”公司和附近的唐头村仅一河之隔。唐头村村民对“庆茂”公司一直在排放废气叫苦不迭，“每天都有臭臭的味道”，“味道重的时候，很多孩子会流鼻血，会头晕”。坐落在庆丰路上的“庆丰”公司，下雨天雨水管道里流出的水“跟墨汁一样黑”，和“庆丰”一墙之隔的天辰国际小区居民费大爷搬来四年多，前几个月查出得了肺癌，他表示经常闻到“酸溜溜”的气味，每晚味道特别浓，现在都不敢开窗，家里还买了空气净化器。
有毒化学品信息公开
面对绿色和平的视频及报告，负责滨海工业园集中污水处理的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建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绿色和平所指控的化学物质均不列入污水处理厂的日常监测范围，也未在国家现有检测标准中。“绿色和平是以国际标准做的检测分析，而发达国家标准不能拿到发展中国家来，中国对这个指标要宽松一些。”
绿色和平李一方告诉记者，目前中国把塑化剂等列入危险化学品名录，但并未列入日常检测范围内。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的建议是可以借鉴国外机制，利用污水处理设施的在线监测设备，公布污水排放数据，实现网上一小时一报，以信息公开的公众监督方式来遏制企业和污水处理厂的水污染。
据悉，今年 3 月 1 日，中国环保部的《危险化学品环境管理登记办法(试行)》将正式实施。这是中国第一部对现有具有环境和健康危害的化学品的生产和排放进行管理登记的法规。《办法》规定，所有生产和使用这些具有环境和健康危害的有毒有害物质的企业，均需要在环保部门进行注册和登记，并向公众公开相关化学品释放和转移信息。
“我们很欣喜地看到中国政府在近期出台的《办法》，但与纺织业‘巨人’相比，尚不健全的政府管理体系仍是‘婴儿’。”李一方评论说。
记者查阅资料后发现，日本的污染物释放与转移登记制度在 2001 年从欧美引进，该制度规定企业对 462 种有毒有害物质(I 类)的排放和转移进行政府登记，以及信息公开。结果显示，2001 年至 2008 年，I 类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和转移减少了 24.5%。
然而，对于没有要求公开信息的化学品(II 类)，其排放却没有明显减少。美国是最早要求对有毒化学品排放进行信息公开的国家。1984 年，印度博帕尔美国联合碳化工厂发现严重化学品事故后，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提出了“美国有毒化学物质排放清单(TRI)”机制。
目前，TRI 清单已包括从 2 万多家工厂排出和转移的 650 多种有毒化学物质。除了每年公布有毒化学物质排放数据外，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也同时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环境问题，1989 年至 2002 年间，TRI报告挽救了超过 13，800 名婴儿的生命。假定一个生命的价值为 180 万美元(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通用的保守估计)，TRI 所创造的健康收益大约为 25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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