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宏观层面来看，本轮去产能过程无法再使用类似上世纪90年代末“纺织压锭”等行政性手段，需要更多依靠改革和市场力量，以达到更好效果。
一是需要稳健略偏紧的货币政策基调，促进过剩产能自然消化。今年以来决策层强调“盘活存量货币”，以及6月份央行针对银行间流动性不足的态度，就是对上述政策取向的明确注脚。包括金融领域在内，我国经济的全面去杠杆将拉开序幕，相关政策绝不能因一时经济指标回落而大幅放松，也不可因一时信贷增长过快而盲目收紧。
二是需要建立以市场化方式为主的过剩产能清理政策框架。由于过剩产能行业的重资本特质，再大量使用行政手段是不现实的。以企业并购重组的市场化方式去产能，将会是大趋势，这需要政策面为并购金融工具的创新提供规范环境。
三是需要创建产能清算过程中风险和代价的分担框架。去产能过程中，金融机构必然会承担部分买单责任。目前，我国金融系统健康状况较好，应加快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权限下放进程，部分杠杆率较高的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可能面临风险加大局面。
四是注重产能的国际转移，旨在把在中国看起来过剩但全球不过剩的产能转移出去。例如，近年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不断发现新油气矿产资源，但该地区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从而形成了其能源出口的增长瓶颈。中国应该与其他国家一道，加强对该地区能源、运输、电力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
此外，要重点通过供给端的改革为宏观经济释放新的增长动能。无论是新型城镇化、财税改革，还是土地改革、金融改革等，我国都存在被抑制的需求增长空间。唯有深化改革，完善市场机制，纠正资源错配和扭曲，才能将这些被抑制的需求有效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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