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内外棉价差巨大的因素有很多，最主要就是国家的收储政策和进口配额管理制度。”卓创资讯棉花分析师孙立武表示，2011年，因为中国推出了收储政策，国内棉价跌势放缓，内外棉价差凸显。此外，国内外棉花种植生产成本差异明显，国外棉花成本低且质量高，国内棉花种植成本偏高，但质量不如外棉。国内棉花进口配额管制，也令内外棉市场无法自由均衡发展。“截至2014年2月14日，按照滑准税换算，内外棉价差仍高达3603元/吨，如果再算上1%的关税，价差高达4689元/吨。”
收储政策打破了以市场机制为中心的价格形成体系，国内棉花价格以收储价为准，“高价棉”让下游的纺织企业受了“内伤”。
“由于原料价格占纺织服装成本的60%左右，高的甚至在70%左右。”孙立武表示，内外棉价差居高不下，导致国内纺企原料成本优势丧失殆尽，加之国内人力成本逐渐走高，东南亚国家成本较低的纺织服装品不断冲击我国国内市场，同时抢占国际市场的份额，这是国内纺企的“外伤”。
河南一家中型纺织厂李姓负责人受访时坦言：“国内外棉花价格相差4000元/吨，纺织厂承受着巨大的价格压力。当然，我们可以拿到进口配额，竞拍3吨国储棉花，可以拿到1吨进口配额，但这对企业并没有多大的帮助。”
在河南郑州纺织工业园区内，记者随机采访了一家中型国有纺织企业的员工。一位员工透露，企业目前开工率只有60%左右，以前最好的时候都是人员“三班倒”，现在每天上个白班就结束了，员工工资也多年没有涨过了。
配额制度提供寻租空间
进口配额似乎成了纺企缓解伤痛的“良药”，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曾经营过一家小型纺织厂的赵先生告诉记者，棉花进口配额让中小纺织企业吃尽了苦头。去年赵先生的工厂开工率不到50%，仅能满足大客户的需求，其余产能都处于闲置状态。“有资质的国有大型企业拿到棉花进口配额很容易，我们这些小厂要想拿到配额，前几年能从市场上高价买，现在买也买不到了。”赵先生无奈地说，这两年国家对棉花进口配额越收越紧，管理也越来越严格，中小纺织企业已很难拿到了。据了解，赵先生的纺织厂去年由于亏损严重，已经倒闭。
据了解，在棉花收储政策出台后，2012年市面上有大量进口配额流通，并且价格被越炒越高，最高炒到了3800元/吨。对此，王勇解释说，申请到配额的部分企业并没有实质的棉纺生产和贸易，他们不需要进口棉花，拿到配额转手倒卖即可。另外也有部分企业虚报生产贸易额，申请到高于企业本身产能需求的棉花进口配额，然后将多余的配额转手倒卖。有关部门发觉后出台了一系列制度，严格规定了可以申请进口配额的企业资质，即只有国有企业才能申请进口配额。正是基于此项规定，许多民营纺织企业经营更加困难了。“配额制度出现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收储政策衍生出的。”王勇坦言。
“大型国有棉企还能勉强依靠进口配额‘喘上一口气’，中小型棉企基本上是年年亏损的状态。”王勇介绍说，纺织产业本来就属于利润空间不大、附加值较低且竞争较为激烈的行业，收储政策无疑使其“雪上加霜”，让本就面临经营困境的纺企，日子更难过了。
是谁“灭”了棉花期货那把火
从收储政策出台，到弊端显现，再到征求改革意见，在这个过程中，棉花产业链最大的受害者似乎是纺织企业，最大的受益者似乎是皮棉加工企业，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交储价格与流通市场棉价的价差，引导着皮棉加工企业积极交储。这使得国产棉花资源在收储期内大量流入国储库。”王勇坦言，手握巨量库存的政府，对国内棉花市场的调控能力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这中间，最大的受害者并非产业链上的单个实体，而是棉花价格形成机制。大量的收储破坏了原本的市场机制，并引发了产业链一系列不良反应。而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期货市场最能体现这种不良反应。
“棉花期货具备发现价格的功能，如美棉期货一直是全球棉花价格的重要参照指标。”王勇进一步说，郑商所棉花期货同样具备这样的功能。然而，收储政策推行以来，郑棉期货持仓量急剧萎缩，昔日的明星品种逐渐陨落。
从2004年国内棉花期货上市后的情况来看，最大的一波行情起于2009年。当时的美棉期货价格已经出现了上升趋势，从2008年最低的39.48美分/磅一直涨至70美分/磅。此间，郑棉期货开始出现10万手以上的单日总持仓，不少产业客户嗅觉灵敏，意识到国际棉花价格“过山车”行情即将开始，纷纷进入期货市场进行风险管理。此后，郑棉持仓量、成交量一路飙升，一度成为当时期货市场上最为活跃的品种，持仓量长期稳定在40万手以上的水平，最高的时候能达到80万手，成交量更是一度触及340万手。而此时的美棉期货持仓一直维持在15万—20万手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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