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金道事务所人力资源与劳动法律部主任刘艳芳告诉记者，浙江萧山也有类似的工资保证金。她认为，政府向企业收取工资保证金这种做法，在短期内有一定的效果，但增加了企业负担，与目前国家取消企业年审和注册资金限额，给中小企业减负的精神不符。
“有些案件是可以预防的，比如欠薪，工资应按月结算，支付周期是不能超过一个月的，如果老板不按时发的话，劳动者要及时向劳动监察部门反映，这样就不至于损失太大。”刘艳芳认为，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企业是按年发放薪水，有的时候拖得时间很久，等企业主跑掉了，工人拿不到钱就去找政府闹。在她看来，劳动者的维权意识要提高，企业主的诚信制度要建立，政府部门的行政执法也要及时跟上。政府收取工资保证金的根本原因是怕劳动者去闹，“政府让企业提前把钱出了，这种做法从法律上来说欠缺依据。行政执法如果没有相关法律作支持的话，随意行政执法必然会导致滥用职权。”
“像服装企业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其主要的资金压力是工资，政府收保证金，企业肯定受不了。企业主之所以跑路是因为陷于困境，企业本身已经陷于困境了，政府还要再进一步要它交钱，那么企业就更难生存。”温州服装商会会长、奥奔妮集团董事长郑晨爱认为，政府只有站在企业一边才能够给企业增强信心，正视困难、树立信心，而不是因为怕企业主跑路而去收他的押金，这样会使企业主对政府产生极大的反感，还会削弱信心。
作为中小企业的聚集地，温州从2011年开始也出现了企业主跑路潮。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介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温州当时的做法是派1万名干部到企业去帮助企业排忧解难，还有就是把温州市的银行都动员起来，让每个银行都派人去企业做指导，“市里、区里都成立了领导小组，驻企的指导员包括金融的联络员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可以向领导小组汇报，由政府出面尽量帮企业排忧解难”。
周德文表示，当企业主看到政府这么坚定地帮助自己，企业主的心就稳住了，甚至已经跑路的企业主都回来了。此外，温州市政府还专门拿出10亿元资金作为应急转贷基金，为遇到困难的企业提供应急转贷。他举例说，“比如银行贷款到期，企业没有钱还，就先借政府的钱去还掉，然后银行再贷款给企业，因为是用政府的钱去还贷款，银行也不敢从中谋取利润，就会把钱继续贷给企业，这样来帮助企业缓解困难。”
除了政府对企业的帮扶，民间商会也起了重要作用。“温州所有的商会都建立了转贷资金、互助资金来帮助企业，全社会形成一个帮扶企业的热潮，企业主就不会跑路了。”周德文说，再加上法律宣传，引导企业主就算真正活不下去了，也不需要跑路，就走破产的道路，破产之后还可以重组，通过重组说不定就可以再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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