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春，当美国马里兰大学政治学教授戴斯勒的成名作《美国贸易政治》第四版付梓时，美国国会山围绕贸易问题的政治斗争再次升温。由于美国全球贸易赤字在2004年创下了6650亿美元的纪录，对华贸易逆差达到惊人的1620亿美元，在一次虽不具正式法律效力，但依然能对政府构成舆论压力的程序性表决中，美国参议院有67位议员投票赞成由查尔斯·舒默和林德塞·格雷厄姆提出的所谓“中国自由贸易法案”：如果中国不在近期里将人民币升值20%，美国政府就应向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27.5%的临时附加税；另外一名参议员则提出暂不审议布什政府提名鲍勃·波特曼担任美国贸易代表，以迫使参议院对他提出的中国议案进行表决；其他议员则指责由于停止实施1970年代的“多边纤维协议”所规定的进口配额，中国纺织品对美销量大增，导致美国纺织业处于生死边缘。同时，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举行了一场听证会，听取两党议员对中国的贸易与汇率政策及对布什政府反应软弱的批评。

　　上面的这幅情景像极了20世纪80年代的一幕：国会山人声鼎沸，保护主义甚嚣尘上，“敲打日本”的声音从国会到媒体，不绝于耳，于是有了逼迫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如今，全球所出现的巨大的经济失衡比20年前的情况更加令人忧虑，只是美国议员们的众矢之的不再是日本，而是中国。

　　尽管经过美国政府竭力劝阻，加上舒默等人今年3月亲自到中国了解情况，这一议案在国会的正式投票表决期限被几度推迟，但很多中国人在2005年之后都记住了舒默和格雷厄姆这两个议员的名字，就犹如在几年前牢牢记住赫尔姆斯一样。如今波特曼因被国会指责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表现软弱而被作风强硬的副手施瓦布取而代之，但舒默和格雷厄姆却依然在国会不停地掀起对“中国制造”进行报复性惩罚的浪潮。直到7月27号，在向新任财长保尔森抱怨了人民币升值不力之后，舒默和格雷厄姆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声称如果中国在9月30日前不让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他们就将重新推动关税惩罚方案的立法程序，从而，使中美经贸关系的气氛再度紧张。

　　显然，中美之间的贸易已远不再是一个经济问题，经济学家早已用数学公式雄辩地证明，自由贸易将带来效率的最大化，中美贸易将给双方都带来巨大的好处。因此，如果不从政治角度分析贸易问题，我们将无从理解美国为什么一方面坐拥世界上利润率最高的高科技产业，另一方面却还要对那些夕阳产业恋恋不舍；也无从理解美国政府为什么一方面明明存在巨大的财政赤字，另一方面却又要向国内农业提供巨额的补贴，以至于不惜使多哈回合濒临破裂；更无从理解美国人为什么一方面享受着中国廉价商品的好处，另一方面却还要对中国的汇率说三道四。

　　要理解美国贸易政策，我们有必要读读这本《美国贸易政治》。与经济学家的那些满是数学公式的贸易理论著作相比，戴斯勒将美国贸易问题置于国内政治斗争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美中贸易的巨大利益和巨大冲突，突出了双方加深相互了解的必要性。

　　尽管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告诉我们，贸易通常将使国家在整体上获益，但却在国内分别制造了受损者和获益者。国际贸易的大发展总体上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实惠，但并非是每个美国人都得到了这种实惠。根据相关估计，国际贸易每年使美国增加1万亿美元的收入，但因贸易而下岗的工人所蒙受的工资损失约为540亿美元。从理论上说，这些损失只要将贸易收益的20%进行再分配就能全部得到补偿，但是这20%的转移却必须经过一个非常复杂，甚至激烈的政治斗争过程。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在一次演讲中引用克林顿的一番话：“贸易自由化必须与同样性质的国内项目（通过转移支付来帮助那些在贸易中受损的人）相结合，但实际情况经常是，支持自由贸易的人同时却反对实施国内项目，而支持国内项目的人却反对贸易自由化……正确的答案是两者相结合，可是要让双方站到一起来，在政治上却是很难实现的。”因此，围绕贸易政策而展开政治角逐在美国就是一种常态。

　　戴斯勒在书中揭示，为什么自由贸易带来的收益要远远大于损失，但反对自由贸易的声音依然在很多时候都高于支持自由贸易的声音。那是因为受进口商品威胁的生产商和工人往往会很容易聚集到一起，并强有力地组织起来，行成巨大的政治动员能力，通过国会向政府施加压力，以挽回受损的利益；而受益于国际贸易的消费者通常是一盘散沙，他们在贸易中的利益虽然巨大但却非常分散，所以他们一般没有受损者那样强大的政治意愿去组织一股足以与保护主义者相抗衡的力量。

　　不仅如此，在美国，国会与总统共掌贸易政策的制定权。而国会议员定期而频繁地面临竞选压力，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对来自本选区的保护主义呼声做出积极反应，特别是两年一选的众议院更是如此，所以国会屡屡成为保护主义的大本营。相反，美国总统由于职责所需，更多地从国家的整体角度权衡贸易问题，同时总统对来自国际的压力更加敏感，因此，相对于国会而言总统更加倾向于自由贸易，所以府院之争贯穿美国贸易政策的始终。

　　作者还发现，随着美国贸易的继续扩大和传统制造业的衰落，过去商业保护主义思潮虽正在消退，但美国贸易政策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自1995年以来的10年里，在全球化的拖动下，与贸易相关的争论不再（或不再仅仅）涉及经济利益，而是越来越多地牵涉到经济问题与其他社会价值之间的合理平衡，特别是涉及到劳工标准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社会价值，这些新的因素使关于贸易问题的讨论更加被政治化了。

　　作为政治学家的戴斯勒把贸易政策的出台当作是一种政治过程的运作，他集中研究了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整个政治过程，对美国国内不同政策主体之间围绕贸易政策的出台所进行的竞争、斗争、折冲、协调与妥协等过程进行了引人入胜的叙述。这些政策主体及角色既包括不同党派、不同利益集团及其同盟，也包括立法过程中的府院之争、国会内不同派别的较量。因此，贸易政策的制定不再是依据经济学原理，而是变成了一种政治游戏。

21世纪经济报道 李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