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2月22日“中国皇后”号帆船在纽约启碇至今，中美经贸关系已经走过了222个年头；从1979年7月两国签署《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实现双边经贸关系正常化以来，当代中美经贸关系也发展了26年。中美两国人民都从双边经贸中受益甚多，但其中的不和谐音符也从未消失过；中美经贸摩擦在中美建立正常经贸关系之后不久就开始了，在美国贸易政策转向公平贸易的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随着中美经贸交往规模的迅速扩大而愈演愈烈，遍及纺织品、服装、农产品、反倾销、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安排等诸多领域，美国成为与中国发生经贸摩擦最多、最激烈的国家。中国处理对外贸易争端，很大程度上就是处理对美贸易争端而在处理对美贸易争端中，我们需要注意，我方和美方的目标都是多元的，多元目标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就我方而言，这种目标冲突在贸易顺差和储备调控中体现得比较突出；就美方而言，其农产品贸易政策目标也与其它贸易政策目标存在潜在冲突。　　一、中国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调控中的目标冲突　　最近几年，以美国经常项目收支逆差为表现的全球经济失衡空前严重，中国则是全球最大贸易顺差国之一，2005年贸易顺差1019亿美元，是美方统计的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按美方统计，中国从2001年开始成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2001-2005年对华贸易逆差分别为830亿美元、1031亿美元、1235亿美元、1620亿美元和2016亿美元，2005年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占全年货物贸易逆差总额（7821亿美元）的26%。在这种情况下，贸易差额已经成为中美之间经贸摩擦的最大话题之一。由于这一格局在中长期内蕴藏着可观的风险，如何对此加以调控，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课题。然而，且不提美国贸易逆差本质上不过是美国国民储蓄率过低的表现，并非中国“不公正贸易行为”所致；近年美国国民储蓄率过低，主要根源又在于财政赤字飚升，美国自己也必须为调整中美贸易差额做出相应努力；仅就中国自身而言，我们也应看到，在此过程中，我们期望达到的目标是多元的，而且多元目标之间存在一定冲突，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全面的权衡。　　宏观调控的公认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和对外经济平衡，此外，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还希望不断提升国内产业结构，最终实现我们的“赶超”目标。在上述目标中，我们可以认为抑制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即对外经济平衡）与价格稳定目标是统一的，因为外汇占款早已成为中国基础货币发行的主渠道，且中国外汇储备增量主要来自贸易顺差和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去年全年外汇储备增量2089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贡献了1019亿美元，占49%；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贡献了603亿美元，两项合计1622亿美元，占外汇储备增量的78%。鉴于中国所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出口导向型投资，1-11月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额3487亿美元，占同期出口总额（5958亿美元）的59%，外企500强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制造业企业出口额占销售收入比例普遍超过70%，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业绩是统一的。在这种格局下，一方面，中国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货币政策操作的主动权，货币供给增速超出货币当局预想，人民银行2005年初制定的全年广义货币供给（M2）增长目标是15%，实际执行结果是增长17.57%，增幅比2004年末高2.94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中国在相当程度上陷入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与抑制货币供给增长难以兼顾的两难境地，要减轻外汇占款造成的过多基础货币发行对国内货币市场的影响，人民银行必须加大回笼现金力度，或提高利率，但这些操作将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如果为了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而增加货币供给，或降低利率，本来就已经极为宽松的货币市场将因此雪上加霜，过度宽松的货币供给又将刺激国内资产市场泡沫膨胀。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我们抑制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的努力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提升产业结构目标之间存在一定冲突。这是因为净出口在2005年事实上发挥了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主力军的作用，尽管在中长期内我们需要用内需取代外需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但这一点在短期内很难实现，因为大幅度加大投资力度将进一步加剧中国本已相当严重的产能过剩局面，消费增长则取决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恢复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成绩，而这两点均非一日之功。因此，如果我们抑制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的力度过大，我们可能将面临经济增长失速的风险。在国家宏观调控部门已经明确中国今年宏观经济政策主题将是反通货紧缩之时，这种风险可能是我们所难以承受的。　　不仅如此，美欧是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兼最大贸易顺差来源，中国对其出口业绩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内部宏观经济形势。今年美欧宏观经济走势良好，其进口和贸易逆差总体规模短期内不太可能显著削减，我们如果一味追求抑制贸易顺差增长，结果很可能不仅是丧失我们本来可以赢得的市场，让其它国家（包括某些与中国存在潜在政治军事竞争关系的国家）有机可乘，美欧贸易保护主义的烈度也不会明显降低，从而使我们两头落空。　　在产业结构目标方面，我们关注的是外贸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作用。通过分析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各自的增长态势，以及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外贸效益正在表现出积极的提高趋势，这种趋势具体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首先是一般贸易方式出现复兴苗头，其次是加工贸易方式内部进料加工增长速度继续远远超过来料加工的增长速度，第三是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趋向提高。特别是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正在趋向提高这一点，针对来料加工装配和进料加工这两种最终目标市场为出口的加工贸易方式，我做了一个粗略的计算，不考虑上述两种加工贸易形式中在国内市场采购的投入品中有多少进口成份，将加工贸易进口设备包括在内，中国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在2002－2004年依次为45%、47%、46%，2005年1－11月则为50%。就长期而言，2005年中国贸易方式的上述发展趋势有利于改善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有利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但在中短期内，上述发展趋势更多地将推动贸易顺差的增长。尽管我们不应一味追求贸易顺差增长，也需要抑制贸易争端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减轻人民银行：中销干预的负担，但我们遏制用以追求上述中短期目标的手段不应抑制中国贸易方式的上述发展趋势，从而损害我们的长期发展目标。　　有鉴于此，至少就今年而言，我们在追求对外经济平衡时不宜单纯遏制出口和贸易顺差增长，而应当从以两个方面着，即寻求减少资本项目顺差，通过外汇市场和外汇管理制度的调整来使顺差不至于全部转化为官方外汇储备增量。在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做的是强化监管，减少热钱流入，以及继续适度扩大资本流出的自由度，有秩序地减少资本流出管制，推进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也许我们需要制定一份中国式的“黑字还流”计划了。在第二个方面，去年中国已经引进了外汇市场做市商制度，人民银行充当外汇市场唯一买方而被动吃进所有外汇的局面已被打破；今后需要做的是将现行强制结汇制改为意愿结汇制。　　二、美国农业贸易政策与其它贸易政策目标的潜在冲突　　在中美经济、政治交往中，美方往往自己造成这样那样的政策目标冲突，即对中国在不同方面的要求相互抵触；在中美经贸关系调整中，中方为满足美方要求所要实施的某些调整政策也有可能与美方在其它方面的一些要求相抵触。　　以2005年10月17日闭幕的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17次会议结果为标志，美国在对华经济协调中至少开始部分采取了新路线。从各方表态和联合公报来看，美国对华经济协调新路线的基本假设是承认经常项目收支失衡系有关国家储蓄—投资失衡所致，其基本思路是通过诱导中国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来降低中国的高额国民储蓄，进而减轻中美两国之间的经常项目收支失衡。然而，未来为了改善国内收入分配格局、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且不提中国要采取的某些政策措施必定会与美方对中国“体制改革”的说教发生冲突，就是一些“纯粹”的经济政策取向，势必也与美方某些短期经济目标相悖。美国农产品贸易与制成品贸易目标之间的潜在冲突就是一个典型范例。　　在中美制成品贸易中，美方的最重要目标之一无疑是提高中国工资水平，削弱中国制成品的劳动成本“优势”，此结果将有助于扩大中国国内消费。在中国当前情况下，直接硬性制定实施最低工资标准的效果未必如意，因为地方ZF官员们往往会为了“给投资者创造良好环境”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压制工人的正当要求，且直接监督非国有企业工资水平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导致ZF规模膨胀，效率下降。通过农业补贴提高农业收入，逼迫低工资企业改善工人待遇以便与农业竞争劳动力，这种间接策略效果可能更好。近两年ZF提高粮食收购价和耕地补贴，导致大批农民工回流务农，某些以“血汗工厂”闻名的地区出现“民工荒”，企业因此纷纷提高工资，就说明了这一点。以前珠三角地区台资工厂以对待工人苛刻而闻名，近两年也纷纷改善了工人待遇与此同时，世贸组织规则也许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为了粮食安全、农村发展等目标而采取特定财政措施。　　然而，中国的这一间接策略尽管符合美国的整体利益，却与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对中国市场的短期目标相互冲突；而在美国的政治游戏规则下，农业利益集团从来就以神通广大而闻名，在这样的问题上更容易成功地“绑架”美国ZF。在历史上，美国对华贸易的先行者们曾经比同时期的欧洲商人们更加乐于遵循中国法律和社会风尚，力图赢得中国人的好感。1785年，对华贸易热刚刚兴起之时，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曾如此告诫他的国民：“许多事情依赖于到（东方）国家去的中国公民的举止。如果他们努力地用无可挑剔的诚实、博爱和礼貌去获得当地人的尊重，他们就很容易成为最受优待的民族。”1804年，美国领事加林顿致函广东省当局，也声明：“美国公民观光广州，从事正当买卖，已历多年，自从交往以来，深知检点，恪遵帝国法律、习惯以及国际公法，因其经商老实、举止和顺，是以在贵国臣民和美国公司之间，和谐、信任和善意谅解得以保持，因而商业规模日益扩充，发展日益迅速，双方彼此获益，互有体面。”今天，不少美国利益集团在适应中国法律和社会环境方面下功夫太少，甚至不愿下功夫，遇到一点问题就企图游说美国ZF向中方施压。而从以往的行为记录来看，由于美国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平等成员，明确奉行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原则，盲目追求单方面强加于人，因此容易在国内利益集团压力下奉行自相矛盾的政策。美国参议员舒默（CharlesSchumer）以炮制反华经贸议案而闻名，其与格雷厄姆（LindseyGraham）联手提出的《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威胁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27.5%，否则对中国出口至美国的所有商品一律加征27,5%的关税。在知识产权等方面，他也表现得颇为积极。然而，2005年禽流感疫情狼烟四起，对H5N1型禽流感病毒有一定疗效的药物“达菲”（磷酸奥司他韦胶囊）产能不足而出现供应短缺迹象，联合国秘书长、世界卫生组织、数十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呼吁该药品专利持有人瑞士罗氏公司放弃该药物专利权，公开达菲的配方和生产工艺，但罗氏公司仅表示将增加产能，并欢迎“有能力的”公司与之洽谈变通办法，舒默就厉声抨击这一决定“不可接受”，“罗氏公司正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人类健康之上”。　　三、“除了好看，还要好吃”　　毛主席有个形象的说法，大国之间的关系，除了好看，还要好吃。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初动机无疑是为了“好看”——在国际政治中共同抵御苏联的压力，经贸关系的发展则使得中美关系越来越“好吃”了，甚至成为维系中美政治关系的最牢固利益纽带之一。2月14日，美国贸易代表署发布了中国入世4年来第一份全面评估对华贸易关系的报告一《美中贸易关系：进入更大责任和执法新阶段》，其中也对中美经贸关系作出了良好的总体评价，认为对华经贸的“这些发展有助于扩大和深化美中两国在各个层次的关系”，列举了美国从对华贸易关系中的受益（尽管很不完全）；廉价中国商品促进了美国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2001年以来，美国对华出口增长5倍于对世界其余地方出口的增长，中国从美国第9大出口市场跃居第4大出口市场，2004、2005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率分别高达22%、20%等等，摩擦是第二位的。两个贸易额合计数万亿美元的大国在某些贸易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是正常的，双方各自的不同目标之间存在冲突也不足为奇。就我们而言，我们一方面要通盘考虑自己的多种政策目标，从中提炼出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另一方面也应当分析对方不同要求之间潜在的不相容之处，以便降低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免得白白做出了让步，却顾此失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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