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欧美对华进口设限，比如其对源自中国的纺织品启动“特保”，严肃的主流评论家们总爱以一副理性的近乎道学的口吻说：欧美对华进口设限，大多是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经济考虑。所谓“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言语之间，仿佛欧美政治家迎合其国内极少数产品生产商以及保守势力的政治短视行为，很快便会被国际经贸交往中的“经济决定论”的洪流所淹没、所纠正。

　　但遗憾的是，作为欧美政治经济洪流的直接参与者和发动机的欧美选民，特别是美国的大多数选民，几乎和其政客持相同的意见或同样“短视”，即认为中国通过“货币操纵”和其他不轨经济行为，直接导致了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扩大；对中国启动“特保”等保障措施是中国“罪有应得”。而在这其中，指责中国政府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从而导致侵害知识产权现象泛滥成灾，在中国诸多被美国认定的其他不轨经济行为中占了绝对的大头。知识产权成了中美双方历次贸易谈判上空跳动着的有点“肃杀”的音符，挥之不去。

　　实际上，综观这几年的中美欧贸易发展史，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不管是去年的家电，还是今年的纺织品，造成美国威胁采取保障措施的罪魁祸首都不是这些只占中美贸易比重很小的货物贸易领域本身，而是更深层次的服务贸易问题，特别是围绕着知识产权问题而展开的中美主导权的激烈争夺。在这里，家电问题、中美纺织品问题只不过是美国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解决知识产权保护的工具而已；能够主导谈判基调的仍然是知识产权——这个跳荡在中美上空的难以止歇的“不和谐”音。近日结束的中美商贸联委会谈判，就纺织品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准入等议题进行磋商，而纺织品磋商无果，知识产权领域却取得进展，就恰好佐证了这一点。

　　“我们固然可以要求对手作什么，甚至是怀着充分的善意希望对手如此操作，但结果可能并非我们所愿，对手恰恰选择了在我们看来最不经济的操作方式；而这却是生活斗争中的常态”。 如果我们仔细研读百年罗兰的这句略带感伤的呓语，我们就会发现，承载着知识产权谈判等诸多压力的中美历次贸易磋商的结果，甚至中欧贸易磋商的结果，都有着几乎惊人的相似:磋商的结果总是带有悲壮的“断腕”色彩；即使看起来双方共赢的结果，其最终结局也带有难以言及的遗憾。比如中国入世谈判，再比如当下刚刚落幕的暂无结果的中美第三轮纺织品谈判。

　　其实，鉴于中美双方在贸易上的高依存度，只要我们在知识产权领域有足够的灵活性，中美纺织品问题总会解决的，而且会很快解决。尽管现在还看不到明确的转机，也尽管美国的纺织品生产商和贸易保守主义者仍占据国内舆论优势，但来自批发商、零售商和其他阶层的不同声音将改变本就处于骑墙状态的政府的态度，尤其是中美知识产权领域的突破将使美国政府来自批判者的压力陡减。

　　当然，对于当下的中美双边贸易关系来说，知识产权问题和美方高度关注的服务贸易问题，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但抓住了这些问题无疑就抓住了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牛鼻子”，有利于我们从全局着眼制定谈判策略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确定谈判底线。特别是知识产权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关乎美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而且牵涉我方今后独立、完整和可创新的知识产权战略制定问题，影响深远，必须在谈判中慎之又慎，避免贪一时绳头小利而丧失制定自己独立知识产权战略的主导权。毕竟，一些权利一旦让渡，将再也不能复制，而这将为我国未来的知识产权战略完整性和有效性留下无穷的祸根。

新经济导刊 　 李季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