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订单减少，原材料价格高企，工人越来越“难侍候”，现金流紧张⋯⋯温州做OEM的服装企业已经陷入危机，转型升级更是艰难
“今年至少有100家服装厂家老板跑路”，许多温州市民如是告诉记者，与之相对，温州的服装生产商销售商加起来也就只有2000多家。
市场环境的周期性低迷并不意外。但在这一轮危机下，这个依赖发达的民间金融与低廉的成本优势的城市，其服装制造业再次暴露顽疾。
温州服装如何过冬，也见证着品牌代工行业(OEM)的未来。
受全球经济下滑波及
据温州市服装商会经济部部长张文介绍，过去三年温州服装产值增速为6%-8%，今年同期相比下降2%，最主要的原因是国际订单下降。今年1-9月份出口服装产值为14.8亿，比去年同期下降了9.39%。这对于主要依靠出口的温州服装制造业伤害无疑是巨大的。“目前温州的外贸市场相对集中，欧洲与中东市场占了80%-90%。”温州商会秘书长吴一亨告诉《新商务周刊》。
温州奥奔妮服饰即是受波及的企业之一。其董事长郑晨爱亦是温州服装商会会长，他告诉记者，奥奔妮去年的外贸占总销售额50%，主要出口欧洲跟中东地区，欧债危机对他们的影响是最大的。其次，伊朗等国今年汇率也在上涨，消费力也削弱不少。“今年外贸订单下降20%，基本没有盈利。而内贸市场还有5%的毛利率。”
同时，汇率与原材料不稳也给制造业带来冲击。“作为生产商，最需要是稳定的外部环境。”
宁波一家中日合资的代工厂家总经理厉先生告诉记者，目前签下订单，支付50%的订金，确定设计方案及样品，要1个月后才能买面料，2个月才能出货，到货才会收50%的余款，以签订单时的汇率结算。“如果这段时间，棉价上涨或汇率上升带来的成本，只能由企业自己承担。而国家出台的锁定汇率交易政策，因为手续过于繁琐而遭大部分国外的品牌商排斥。”奥奔妮作为规模较大的厂家，出口主要由外贸公司代理，以人民币结算，避免了汇率波动的影响，但大部分中小型厂家很难有让利空间与外贸公司合作。
与此同时，温州服装商会也寻求新的市场。吴一亨告诉记者，“俄罗斯与巴西服装轻工业占比很小，潜在需求很大。但是这两个国家是‘灰色海关’的环境，海关清关手续繁琐、关税混乱。这给了一些‘清关公司’寻租的机会。今年俄罗斯进入WTO可能会改善这个环境。”而相对规范的美国市场渠道则基本被韩国客商所垄断，温州厂家一般要先与其合作才能进入，这也降低了利润空间。“我们目前向政府申请到美国做电子展示平台，组织30家企业长期展示。展示费用由企业承担，希望可以争取一定比例的政府补助。”
成本高企 接单不易
国外品牌代工撤出中国的趋势似乎不可避免。今年，阿迪达斯、耐克等品牌商陆续转移厂家到东南亚地区。奥奔妮曾是花花公子在国内最大的代工商，目前也停止了与其合作。“现在生产成本不断上升，我也在考虑是否将工厂迁到西部或者东南亚地区。”温州市本地的三点水童装董事长陈中怀同样如是表示。三点水是一个销售型企业，上游与数十家厂家合作，“由于资金周转较为困难，今年厂家一笔订单的容量也在下降。”
原材料与国外价格悬殊挤压了利润空间。国家为保护农民利益，实施棉花进口配额，保护国内棉价，这导致了今年的国内棉价比国外高出了5000元/吨左右。(国际棉价为10000元/吨左右)。“国际棉价持续下跌，国外企业以国际棉价定价，而面料却以国内棉价购买，压缩了利润空间。”厉先生告诉记者，“一件休闲T恤的原材料成本16块，人工6块，原材料成本占60%以上。”“要提高国内服装制造竞争力，放开配额是首要的。”《纺织服装周刊》主编徐峰同样如是认为。而今年9月有消息称，发改委即将叫停棉花进口配额。但不久，发改委则表示，只是暂时叫停，明年是否实施配额制度还未定。
而更大的冲击则来自“人口红利”的不断削弱。“中国制造业历来以劳动力低廉著称，但这种情况不可能存在了”。第一纺织网首席分析师汪前进如是表示。“今年温州普通工人平均工资为2000元-3000元/月，比去年提高了50%。”据张文介绍，而相比之下，东南亚的劳动力成本仅为600-700元/月。
工资上涨，工人也更难招。“今年整体缺工30%左右。”张文如是表示。厉先生的工厂共有工人500人，每月人力成本就达到200万元。““现在都是以计件工资为主，为了留住工人，很多单子即使亏几百万也要接。”同时，他与陈中怀均提到了这个年代的工人“难伺候”，“现在的厂家均是90年代留下来的，没有人有心思去创办一个工厂。“90后”这一代对福利要求高，又比上一辈难吃苦。培训难，流失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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