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金易得，一将难求，古今中西，概莫能外。选人用人的得当与否，极可能影响一个企业的发展，甚至生死。
在这一点上，洋务运动代表企业之一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几次选人用人失当，颇能给现代企业一些警示。就连可以左右中国的清末重臣、阅人无数的李鸿章也走了眼，他更想不到，寻找称职经理人的难题，竟然一直困扰着这家新式纺织企业，并直接导致了该企业三次创办失败。
数次用人失算
受进口洋布倾销的影响，清政府越来越感到威胁。在给两江总督沈葆桢的信中，李鸿章很早就提议创办机器纺织企业，却苦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办事人选。
1878年，道员彭汝琮上书李鸿章，请求在上海筹建机器织布局，并附有详细的规划章程。原本，彭汝琮的职业履历不足以让其获得主办织布局的资格，对这一点李鸿章也心知肚明，因为之前，他曾奉旨调查过彭汝琮在湖南、四川等地索贿贪污的劣迹，对其原有考评：“人素荒诞，本大臣甚不相信”。但仅仅接到奏章的半个月后，李鸿章就批准了彭的办厂请求，并答应给予织布局税收优惠政策。
洋务运动史研究专家夏东元分析认为，李鸿章此举是因为办厂心切。当时的清政府，每年因为进口洋布流失大量白银，一旦中国人办厂成功，就意味着可以获得巨额利润。再者，彭汝琮的方案中提出，由李鸿章特别器重的郑观应做二把手，李鸿章也就放心批准了。
心急是商场大忌。果然，李鸿章栽在了彭汝琮的小聪明中。在招股、买机器、买地、建造工厂等环节中，彭汝琮问题不断。郑观应被逼辞职。他在给李鸿章的辞职信中抱怨：“彭事事独断专行，就知道逼着筹款，最后连日常花销都得挪凑。”李鸿章自知被骗，只能在信中把彭汝琮狂骂一顿。
1880年，李鸿章委派戴恒、龚寿图和郑观应重新筹建织布局，实际工作交给郑观应主持。郑很快拟出《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计划安装织机400张，年产棉布24万匹，年利润将达7.5万两白银。郑观应还颇有信心地预言，随着各项事宜逐渐熟练，工厂一定能够蒸蒸日上。
李鸿章感觉这次用对了人，特别指示“以招集商股为第一要义”。在郑观应的努力下，织布局几位高管、其他政府企业、地方绅商等先后购买股票达50万两白银。郑观应还预先请李鸿章批准织布局“十年专利”：“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以阻止洋人另立工厂。
然而，对资本的轻率处理彰显了郑观应的理财短板。事逢1883年中法开战，上海市民纷纷提现避乱。织布局的50万两招股银中，有近15万两以股票作为押款；另外35万两现银中也有14万两“或已放出，或押股票，均无实银存局”。郑观应过于激进的资金配置在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一夜之间，织布局亏银二万两，未开张先破产。
[1][2][3]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