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黄群慧看来，我国新一轮产能过剩非常棘手。
黄群慧分析，根据相关行业协会和工信部的统计数据，2012年年底，粗钢产能约为9.7亿吨，粗钢产能利用率为72%；水泥产能达30亿吨，产能利用率为72.7%；电解铝产能为2765万吨，产能利用率为72%；平板玻璃产能为10.4亿重量箱，产能利用率为68.3%。；造船产能利用率仅为70%左右。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一般产能利用率80%~90%较为适中，而低于80%意味着存在产能过剩，而低于70%则存在较为严重的过剩问题。”黄群慧对本报介绍，而我国的粗钢、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和造船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都在70%左右，说明我们的产能过剩现象很严重。
“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并非仅仅是经济周期的原因所致，而是体制方面的原因，因此很难再通过逆周期的经济调控政策来消化，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而能否进行制度创新，今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关键节点。”黄群慧强调。
尽快制定反映产能过剩的指标体系
《21世纪》：您如何理解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产能过剩会周期性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难题？
黄群慧：产能过剩的问题必须放到中国工业的国情来理解。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已经从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有220项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位，其中粗钢、电解铝、水泥、精炼铜、船舶、计算机、空调、冰箱等产品产量都超过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伴随着我国经济“长大”的喜悦，“大而不强”的结构性问题也困扰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能过剩就是集中的体现。
所谓产能过剩，直观可以理解为一个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具体地说是产能利用率低于正常值的经济现象。所以我们先后在1998年-2001年、2003年-2006年发生了两轮相对严重的产能过剩，现在正在经历是2009年以来持续至今的第三轮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看似简单，但它之所有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痼疾”，其背后有着深刻复杂的原因，有市场自身供求关系变化引起的经济周期波动方面的原因，但更为关键的原因是我国经济体制亟待改革、经济发展方式亟须转变。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方式还是“主流”，长期以来不仅造成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近两年甚至一些所谓高端产业也由于一哄而上出现了产能过剩。
《21世纪》：但实际上，如何判断一个产业是否过剩、谁来判断产能过剩，我们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
黄群慧：确实如此，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通用的、能够综合衡量反映我国产能过剩情况的统计指标。一般而言，可以用产能利用率或设备利用率衡量是否存在产能过剩及产能过剩的程度，该指标等于实际产出与潜在产能之比。
美国的产能利用情况由美联储每月公布一次上个月的产能利用率数据，每年的3月做年度修改。美联储的产能指数覆盖北美行业分类系统(NAICS)三位数和四位数行业的89个细分行业。但是，我国现在没有这个指标的官方统计数据，我国产能利用情况一般由行业协会或者主管部门来提供分行业的产能利用情况，统计部门没有建立这方面的具体统计制度。研究人员一般是用全部工业/制造业固定资产净值及其变化相对于产出(用工业增加值或工业生产总值衡量)、工业用电量的变化近似地衡量。
显然，这样的管理基础工作是无法保证有效地宏观调控的，我们必须要改变只顾眼前“救火”而忽视长远制度性建设的短期业绩工作观。产能过剩问题会是长期的，我国必须重视这些长远性、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因此，我建议应尽快制定一个综合反映产能利用情况的统计指标，由国家统计部门定期发布该指标的统计数据。
新一轮产能过剩难靠经济高速增长化解
《21世纪》：在上世纪末和2005年前后我国发生过两轮产能过剩，从2009年延续至今的当前这一轮产能过剩有哪些新的特点？
黄群慧：第一，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本次产能过剩涉及领域更广、程度更严重，化解难度前所未有。具体而言，从范围上看，以前我国的产能过剩主要存在于钢铁、水泥、有色、煤化工、平板玻璃等传统产业，而本轮产能过剩的范围扩大到造船、汽车、机械、电解铝等领域，甚至扩展到多晶硅、风电设备等代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新兴产业，大有从局部向全局蔓延之势；从程度上看，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2012年7月估计，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的产能利用率稍低于80%，而2011年产能利用率已降至60%左右。60%的产能利用率说明我国当前面临的产能过剩十分严重。美国工业的产能利用率即使在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2009年仍有66.8%，目前保持在78%以上。
第二，当前我国面临的产能过剩是以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深化、新工业革命和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为大背景，我国化解产能过剩的国际环境十分严峻。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发酵使得我国外需不振，再加之人民币升值，我国出口形势不容乐观；另一方面，由于新工业革命的趋势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制造业数字化和智能化使得我国长期依靠低成本劳动力获取竞争优势的空间被压缩。
第三，在经历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工业化进程步入后期阶段，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试图等待经济形势复苏后依靠快速经济增长来化解产能过剩的可能性已很小。虽然理论界有关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还存在争议，也有的经济学家预计我国还会保持8%以上的增速20年，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经济速度已经步入7%-8%的区间。我国今年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是7.5%。因此，虽然前两次产能过剩问题都是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被化解，本次产能过剩问题的这条化解路径通过的可行性则较小。
第四，形成产能过剩的体制性原因没有得到消除，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长期积累的体制机制矛盾日益加深，只治标不治本的政策作用空间不大，进行制度创新已经时不我待。我国产能过剩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体制机制原因形成的，在我们无法从根本上转变GDP导向的政府业绩观的前提下，地方政府投资冲动难以遏制，不仅旧的过剩产能难以被消化，例如，试图通过兼并重组消化一部分产能，通过产业政策淘汰一部分产能，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往往难度很大，政策常常被执行走样，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且，新的过剩产能还会不断被制造出，甚至包括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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