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20日举行的中国宏观经济2015年中期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表示，综合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加以观察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宏观经济当前正处于低迷与繁荣、萧条与泡沫并存的状态中。经过2015年至2016年全面培育新的增长源和新的动力机制，中国宏观经济将在2017年出现稳定的反弹，逐步步入中高速的稳态增长轨道之中。刘元春从多个方面深入阐述和解释了他的这一判断，并提出了16条政策建言。
新常态正发生变异
《华夏时报》：就大量数据而论，中国宏观经济的新常态正在发生哪些值得关注的重要变化？
刘元春：我们看到的来自各方面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经济新常态在大改革、大调整等多重因素的冲击下已发生变异，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在各类数据超预期回落中步入新常态的艰难期。一方面，在外需低迷、投资大幅度下滑的作用下，总需求收缩十分明显，经济下滑开始从过去“新常态”潜在增速回落主导的模式转化为“趋势力量”下滑与“周期性力量”回落并行的格局，GDP平减指数全面为负标志着中国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较为严重，需求不足已开始触及底线。另一方面，在不平衡力量持续发力与结构性政策的助推下，中国经济在总体疲软中出现了深度的分化，转型成功省市的繁荣与转型停滞省份的低迷、生产领域的萧条与股票市场的泡沫、传统制造业的困顿与新型产业的崛起同时并存。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关键期、风险全面释放的窗口期以及经济增速筑底的关键期已经到来，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疲软中开始孕育新的生机，在艰难期之中曙光已现，在不断探底的进程中开始铸造下一轮中高速增长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2015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不仅全面进入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攻坚期，同时还出现了大量值得关注的新现象、新特征和新问题，这些特征和问题将决定2015年下半年和2016年宏观经济运行的轨迹。
《华夏时报》：能够表达这种变化态势的具体判断有哪些？
刘元春：第一，名义GDP增速的过快下滑、局部区域增长塌方式的回落以及部分县级财政全面陷入困顿表明中国宏观经济的脆弱性已步入新的阶段，需求不足的全面显化说明我们对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理解需要不断深化。防止需求过度回落带来的经济局部坍陷和局部风险的扩散依然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之一。
第二，持续的工业萧条和过高的企业高债务导致很多企业利润空间快速收缩，部分企业步入“盈亏”与“倒闭”的临界点，“通缩-高债务”正反馈效应开始在工业领域蔓延，GDP平减指数为负所带来的收缩效应大大超过货币管理部门的预期，债务周期依然是左右中国经济短期波动的核心力量。
第三，传统权贵阶层和利益集团在大改革与大整顿中受到全面冲击，地方懒政与庸政现象常态化。这种常态化与实体经济的收益下滑、体制调整等因素共同导致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失灵——财政政策名义积极，但实质紧缩；产业政策名义扩张，但迟迟难以到位；货币政策名义稳健，但实质紧缩。中国宏观经济新常态步入到“攻坚期”，要求我们必须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哲学思想、理论框架以及操作工具做出大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再定位不仅有利于提升调控短期波动的效率，同时也有利于缓和中长期潜在水平回落的幅度。
第四，“城投债”违约、“超日债”违约到2015年的“天威债”违约，标志着中国债务风险开始全面蔓延，传统的“借新还旧模式”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宏观“去杠杆”与微观企业减负成为左右中国未来调整与重整的关键。地方债务的置换、资产证券化的全面启动以及利用股市启动的宏观“债转股”成为中国金融结构性转换的关键，并左右着近期中国宏观经济的景气和风险。
第五，利用资本市场来实施“宏观去杠杆”战略，带动企业走出“通缩-高债务”困局，是中国宏观再造的关键。股票市场的快速回升不仅产生了强劲的财富效应和资金置换效应，但同时也在杠杆化融资的作用下带来了泡沫。化解股市泡沫的模式不仅决定了中国“宏观去杆杠”战略的成败，同时也严重影响着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第六，房地产调整速度比预期要快，对宏观经济特别是对基层县域经济的冲击比预期要大，但在3月份以来极度宽松的房地产新政的调节下，房地产市场的底部提前到来。下半年房地产复苏的速度左右着中国本轮触底反弹的时点和反弹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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