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卡罗来纳州，印第安兰德——25年前，倪美娟(Ni Meijuan，音译)还在杭州一家大型纺织厂操作纺纱机，每个月挣19美元(约117.97元人民币)。

　　如今，倪美娟在科尔集团(the Keer Group)今年4月在南卡罗来纳州开的棉纺厂里培训美国工人，教他们从事她自己过去干过的工作。

　　“他们学得很快。”倪美娟说。当时，她刚刚向两名新招的员工演示完如何清除纺织机磨齿上缠着的棉絮。“但他们还得学会加快速度。”

　　纺织品生产商一度是大规模廉价制造业的缩影，但以前那些廉价劳动力国家的纺织品生产商如今却开始在美国设厂。而它只是大趋势的一部分，表明过去高成本制造业国家和低成本制造业国家之间看起来似乎泾渭分明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起来。放在10年前，没几个人会料到这一点。

　　工人工资、能源费用、物流成本连年上涨，再加上中国政府对棉花进口实行了新的配额限制，纺织品生产在中国越来越不赚钱。

　　与此同时，美国的制造业成本却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科尔集团在印第安兰德所在的兰开斯特县发现，就算工资很低，当地居民仍然迫切地需要工作，而且当地还有大量便宜的土地和能源，以及高额补贴的棉花。

　　从县到州、再到联邦政府，美国各级政界人士都在用各种补助和税务减免争抢科尔，希望重新赢回一度以为已经永远流失掉的制造业就业岗位。

　　此外，美国牵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范围广泛，但中国却被排除在外。这个前景同样驱使中国纺织企业前往美国占据一席之地，以免被油水丰厚的美国市场拒之门外。

　　科尔集团价值2.18亿美元的棉纺厂将原棉加工成棉纱，卖给亚洲各国的纺织品生产商。虽然科尔集团还在继续从美国进口原棉，在中国加工大部分棉纱，但这种情况正在慢慢发生改变。

　　科尔集团董事长朱善庆最近访问美国的时候说：“要问科尔到这里来的理由是什么？激励措施、土地、环境，还有工人。”

　　“在中国，整个棉纺加工行业都在亏钱，”他补充说，“但在美国，情况非常不一样。”

　　自从1970年代中美两国恢复贸易关系以来，美国人消费了几十亿美元的廉价电子产品、服装以及其它中国商品，美国几乎一直存在巨额的贸易赤字。

　　但中国国内能源成本和用工成本飙升，侵蚀了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力。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数据，过去10年间，中国根据生产力调整后的制造业工资几乎涨了3倍，2004年只有4.35美元/小时，而去年据估算已经涨到了12.47美元/小时。

　　根据这家咨询公司的数据，美国生产力调整后的制造业工资2004年以来只上涨了不到30%，目前为22.32美元/小时。但美国的天然气价格更低，而且棉花也便宜，再加上地方上提供的税务减免和补贴，这些都抵消了美国工人高出来的那部分工资。

　　据波士顿咨询集团估算，如今，创造同样的价值，美国制造业需要1美元，而中国则需要96美分的成本(1美元等于100美分——编注)。根据国际纺织制造商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Textile Manufacturers Federation)的数据，中国目前的棉纱生产成本比美国高出30%。

　　“所有人都认定，中国的生产成本一直都会更便宜，”波士顿咨询集团高级合伙人哈罗德·L.塞金(Harold L.Sirkin)说，“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而且速度比所有人想象的都快。”

　　中国成本上升导致一些类型的制造业开始转向孟加拉、印度以及越南等成本更低的国家。很多情况下，引领这种制造业外流的恰恰是中国公司自己。他们一直在积极行动，前往其他地区成立制造基地。

　　近年来，美国开始在这股加工业的外流大潮中获得了更多的关注。根据纽约研究公司荣鼎集团(the Rhodium Group)今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2000年-2014年之间，中国公司在美国的新项目和并购交易投资总额已经达到460亿美元，而且其中大部分都发生在过去五年。

　　南、北卡罗来纳州如今接纳了至少20家中国制造企业，其中就包括科尔和Sun Fiber公司，后者去年在南开罗来纳州里奇伯格成立了一家涤纶纤维厂。而在兰开斯特县，又有两家纺织公司正在举行谈判，其中一家来自台湾，一家来自中国内地。

　　兰开斯特县经济发展公司(the Lancaster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总裁凯斯·滕内尔(Keith Tunnell)说：“我从来没想到会是中国人给我们把纺织行业的就业机会带回来。”滕内尔曾经帮助科尔集团获得了价值约为两千万美元的补助，包括基础设施补贴、工业收益债券以及税务抵免等。

　　科尔集团在兰开斯特县工厂的内部工作环境有助于阐明，为什么美国如今能够用这么低的成本生产棉纱；同时也表明，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有望再次在美国获得蓬勃的发展。

　　走进那座占地23万平方英尺的纺织工厂(约合2.14万平方米)，巨大的机床在协助清除棉花的棉籽和粘着的泥土，然后把棉絮送进梳棉机。它们把棉花汇编成又粗又长、像绳子一样的纤维条。然后，工人们再把这些纤维条送进机器，把棉花纺织成一轴轴的棉纱或者棉线。

　　这家工厂的工作高度自动化，32条生产线一天大约能生产85吨棉纱。就算科尔集团的第二家工厂开工，它届时也只需要招500名工人。而十九、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辛辛苦苦在遍布南卡罗来纳州的棉纺厂里劳作的工人多达几千人。比起那时候，科尔的员工数量只是个小数目，而这也是它能够控制住成本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后，成轴的棉纱经由查尔斯顿发往亚洲各地的纺织厂和服装加工厂。科尔集团还希望把棉纱卖给墨西哥、中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区的服装生产商。根据各自分别签订的贸易协定，只要棉纱的产地是签订协议的某一个成员国，这些地区的许多国家都享有进入美国市场的特权。

　　罗德岛大学(the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服装及纺织品专家陆晟(Sheng Lu)称，现代纺纱行业资本密集程度高，意味着美国棉纺厂将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

　　“大家的常识认为，美国是在从中国进口纺织品和服装，”他说，“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某种程度的逆转。”

　　同时，他也表示，服装的裁减和缝纫依然十分依赖人工，这方面“美国不可能有竞争力”。

　　美国纺织品行业接受的投资不仅仅来自中国。去年，印度领先的纺织品生产商the ShriVallabh Pittie Group集团一个造价七千万美元的工厂在佐治亚州希尔瓦尼亚破土动工，成为该地区40年来第一个新成立的制造业工厂。2012年，巴西大型牛仔布生产商Santana Textiles曾经宣布，将在德克萨斯州爱丁堡成立一家集纺纱、染色、纺织于一体的生产设施。不过，这个工厂的全面生产现已推迟。

　　“整个纺织品行业都在盯着我们。”ShriVallabh Pittie Group董事长维诺德·皮蒂(Vinod Pittie)在工厂的动工典礼上说。同时，他还预测，这个项目的成功将吸引其他企业家来佐治亚州开厂。

　　科尔集团的到来对于南卡罗来纳州的居民来说来得正是时候。Springs Industries纺织公司曾经在兰开斯特市运营着全球最大的一些棉纺厂。但在2007年，这家公司关闭了最后一家工厂，把机器卖给了巴西的一家公司，南卡罗来纳州整整一代织布工和纺纱工就此失业。

　　不久，全球经济危机接踵而至。到了2009年6月，兰开斯特县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18.6%。

　　唐尼·R.高登(Donnie R.Gordon)曾经在Springs Industries公司纺了17年的棉花，直到1990年代下岗。他说：“他们一家一家地关掉了工厂。”现在，他的工作是维护兰开斯特县的学校系统。“棉纺厂的工作能赚不少钱，但那时，这些工作岗位就这么溜走了。”

　　但因为制造业工作岗位萎缩，反而在兰开斯特县这样的地方激发了人们降薪工作的意愿。于是，它们成了越来越有吸引力的生产基地。全球的制造商同样也受到了吸引，来到南卡罗来纳州这种所谓适宜工作的州。而且，这些地方的工会化程度也不高。

　　安娜贝尔·佩雷兹(Enabel Perez)曾经是一名服装厂的女工，现在是倪美娟的徒弟。她说：“我觉得会喜欢上这里。”

　　佩雷兹说，她一听到科尔公司的招工消息，马上就来了。兰开斯特县当地的晚间新闻甚至还报道了这场招聘活动。

　　科尔在美国的赌博也并不是没有风险。其一，坚挺的美元就增加了在美国的生产成本。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水资源短缺同样威胁着棉花的生产，同时也威胁着本来就岌岌可危的棉花补贴。

　　自由贸易协定《泛太平洋伙伴协议》(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把中国排除在了外面，而且目前的谈判也陷入了停滞，但它最终的结果也可能会影响科尔在美国的前景。美方的谈判人员正在努力推动通过规定，要求协议的成员国必须使用贸易协定区内生产的棉纱才能享受关税减免。科尔眼下通过在美国生产棉纱来对冲风险，确保能够继续向越南等TPP贸易区内成员国的服装生产商供应棉纱。

　　此外还存在文化差异。倪美娟是科尔印第安兰德工厂15名培训师中的一位，她温和地抱怨过美方工人偶尔表现出来的懒散。她说，在中国，如果工人迟到，经理就会扣他们的工资。但在这里，她说，她却觉得沮丧，因为她不能惩罚懒散的员工。

　　罗比·索尔斯(Robbie Sowers)是纺织行业一名有着32年经验的老工人，负责维护这家工厂的纺纱机，他认为这种差异微不足道。他说，科尔的经理们已经开始给工人们六分钟的宽限，过了这个时间才算迟到。

　　“南卡罗来纳州的工人很有天分，经验也很丰富，”他说，“这只不过是习惯美国工作方式的问题。”

　　倪美娟步行穿过工厂，指指每一排纺纱机尽头的电子显示屏。它们实时显示着操作人员操作机器的效率，满分是100分。76、85、90，显示屏上跳动着不同的数字。她说，在中国，熟练的工人很少让这个数字降到97以下。

　　“他们还在学习，”她说，“我得耐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