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堡村的变化，只是服装产业变革拼图一角。受全球市场低迷、人力成本上升、网络销售冲击等影响，浙江服装产业由“高速扩张”，进入“产能过剩”、“库存高企”的十字路口，一场服装产业供给侧改革迫在眉睫。

　　一间农民房，10台缝纫机，最多不过20个制衣工人，杭州服装的来料加工模式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末，产品主要出口外销。2000年前后，随着杭州四季青批发市场不断扩张，“杭派服饰”迅速占领国内市场，“低小散”的来料加工作坊也随之蓬勃兴起。

　　其中彭埠五堡、七堡等村，由于房租低廉，交通便利，快速聚集起1600多家加工点。同一时间，杭州全市的服装企业数量也从2005年的1400家，猛增到2010年的2400家;服装从业人员由14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30多万人。

　　“回过头看，这个过程就是盲目扩张。”杭派女装商会理事长张弈认为，服装加工门槛低，投资少，利润相对较高。短短五年时间，大量资源涌向五堡、七堡，使服装产量提高一倍以上。然而市场需求有限，2012年前后，受全球经济低迷、电商模式变革等影响，服装订单开始逐年下滑，加工作坊首当其冲。

　　在五堡做了十年服装来料加工的四川人蒲大姐说，目前村里的服装加工企业已由900家减少到500家：“以前做一件衣服赚15块钱，一半是利润。现在最多赚8块钱，除掉房租、水电、人工，几乎没有盈利。有的厂一星期只有一两个订单，做几十件衣服，撑下去太难了。”

　　“市场变化之快，让行业内部措手不及。”杭州市政协委员、鑫晨服饰董事长沈肃丽这样解释产能过剩：“全球经济低迷，降低了服装的消费需求。互联网销售模式，打压了四季青市场的批发渠道。出口减少，使大量企业转向内销，加剧了国内竞争。竞争不利的服装企业，自然变成过剩产能。”

　　一组数据也说明，传统服装产业正在经历寒冬：2014年，杭州规模以上服装企业完成销售产值285亿元，同比下降1.35%，首次出现负增长。2015年，杭州规上服装企业销售产值再次下降0.77%。

　　同时，据杭州市经信委统计，服装企业的利润总额大幅下降39.65%，且出现了24%的亏损面。粗放型的服装制造模式，显然已不适应绿色、高效的发展要求，淘汰落后产能成为大势所趋。

　　2015年，浙江提出打造“七大万亿级产业”，时尚产业为其中之一。如何让服装制造业焕发活力?推进信息化设计和智能化生产，成为长远目标。

　　在杭州，随着“低小散”的加工作坊逐步退出竞争，萧山、余杭等地已经产生新的服装加工集群。不同于以往的“各自为战”，新集群拥有资源、功能、服务、辐射效应等优势，更适宜中小企业抱团发展。

　　“来料加工的路子已经走到了头，不变不行。”蒲大姐告诉记者，她正计划与同行一起搬去余杭，集合各自优势，争取更多淘宝订单：“冬装设计图已经拿到，只要质量跟上，多做‘爆款’，下半年生意肯定会变好。”

　　“整合淘汰的小企业，对浙江服装产业的整体形象也非常有利。”沈肃丽支持以“联盟模式”提升竞争力：“过去小企业不愿在技术、设计和品牌上下工夫，只热衷抢市场跑销售，让浙江服装成了中低档的代名词。现在市场逼着企业提升设计、提高质量，大浪淘沙才能磨练出一流品牌。”

　　3人工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下降，劳动密集型产业如何维持盈利?不同于五堡的作坊式加工点，杭州乔司制衣产业已经初具集群优势。多家规模以上出口企业与H&M、Zara、CABI等国际品牌达成长期合作，实现外贸订单逆市增长。然而人力成本的提高，却令企业深感利润微薄。

　　“2015年，公司的外贸销售额从七千万提高到一个亿，年增长率保持在30%左右。可利润却很难增长。”某制衣总经理吴争前告诉浙江在线记者，目前外贸制衣订单的利润率只有5%：“为和东南亚的制造业竞争，我们只能撇开利润，稳住客户。随着工资成本不断提高，国际竞争的优势已经越来越小。”

　　据乔司街道统计，2005年乔司制衣产业的人力资源成本为每人2500元，2010年提高为4000元，2015年再次提高到每人7000元。产能过度扩张，又令制衣工人需求量增加，加速工资上涨。产业聚集区内，随处可见长年招工广告，不少文字都已泛黄。服装企业“招工难”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杭州的生活成本很高，就算每个月挣6000块钱工资，到年底也存不下多少。”来自湖南的90后车工小王告诉记者，他与女友计划年后回老家找工作：“也许换个行业，也许开家小店。”